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一些地区还相当盛行，甚至有着较为统一的“行情”和价格，相对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而言，给付的数额往往很大。有的当事人为了满足对方提出的彩礼要求，不得不全家举债，因婚致贫；因彩礼引起的激烈纠纷乃至恶性案件，屡见不鲜。2021年4月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批复》(民函〔2021〕33号)，针对“天价彩礼”等陋习，开展为其三年的婚俗改革实验。法律上的彩礼问题，核心是彩礼的返还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已有规定，本文试图从彩礼的法律史脉络入手，发现现行司法解释彩礼返还规则的局限性，并从民法角度寻找彩礼返还纠纷的解决路径。

1．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彩礼：源流和异化

彩礼起源于西周的“六礼”制度，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按顺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指男方赠送、女方收取币帛等特定财物，标志着订婚阶段的完成。北宋时为避仁宗赵祯之讳（征、祯同音），纳征被改为纳成或纳财，民间谓之下财礼、下礼、聘礼、过定等。因六礼制度较为繁琐，后世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如宋以后简化的“四礼”(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朱熹《家礼》中的“三礼”(纳采、纳成、亲迎)，但以男方向女方送出特定财物作为正式订婚的标志，这一婚仪始终被保留。在我国古代社会，以收取彩礼为标志的订婚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悔婚者除了导致丧失聘礼或者加倍追还之外，还可能遭致刑罚，而且对女方的约束程度比对男方更加严苛。[1]

聘娶婚虽有纳采、纳征等财物授受环节，但其主旨在于宗法制度下两族或两家之间的联合，财物授受已“礼仪化”，本非交易的对价。然而在现实中，其异化之“财婚”，或将钱财作为补偿一方门第损失、平衡双方社会地位差距的中介物，或纯粹以追求钱财为目的，[2]乃至攀比婚嫁钱财多少，蔚然成风。“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3]如此风气，穷苦百姓往往无法成婚，以至影响了人口增殖，也不利于国家赋税收入。[4]“财婚”非礼法所倡导，北魏、唐、宋、元、明等历朝均有诏令限制或禁止，[5]但在民间屡禁不绝。“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6]“财婚”体现的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将婚姻视为获取钱财的工具，甚至沦为如同市场交易的商品买卖，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人们不正常的物欲追求，不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7]

2．新中国法律史上的彩礼：从严和放宽

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法令明确要求完全消灭彩礼，如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都规定：“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8]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第2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1980年《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该条文沿用至今，被《民法典》第1042条第1款继承。除此之外，法律再未有关于彩礼的直接规定，相关规定主要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意见。

上世纪5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对彩礼问题，首先区分是“买卖婚姻”还是“赠与”。其中买卖婚姻性质的彩礼是非法的，“所谓买卖婚姻就是婚姻法第二条所禁止的‘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又包括公开的买卖婚姻和变相的买卖婚姻[9]，所收取财物不是返还或不返还的问题，而是是否要没收、是否要处罚的问题。赠与性质的彩礼则是合法的，不但不没收，原则上也不许请求返还，但如婚约取消，当事人可协商解决，或由法院酌定返还或部分返还。[10]

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定义买卖婚姻为“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婚姻”，也就是说，买卖婚姻不仅仅是索取财物，还要求具备强迫当事人结婚、干涉婚姻自由的情节。而“对于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但女方向男方要了许多财物，或父母从中要了一部分财物的，属于剥削阶级的旧习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提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和勤俭节约的新风尚，不要以买卖婚姻对待。” 非法的买卖婚姻的范围有所缩小。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11]言下之意，若双方根本未成婚，更应酌情返还；若双方结婚时间已久且未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则不需返还，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一定程度上被“合法化”了。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离婚案件财产分割问题意见》已不再提及公法色彩浓厚而与私法格格不入的收缴，但保留了前述1984年规定关于返还索取财物的部分。同时第19条规定“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按赠与处理。”

2003年《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首次在规范性文件中使用“彩礼”概念。根据该规定，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或者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应予返还（后两种情况要以离婚为条件）。

2021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5条完全继承了上述2003年司法解释的规定。

1．彩礼概念与“借婚姻索取财物”难以区分

由前文可知，新中国的历次《婚姻法》条文始终坚持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司法机关的态度却似乎在不断向民俗习惯妥协。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中，借婚姻索取财物，从一开始被视为买卖婚姻而完全非法，到和买卖婚姻分离——索取财物干涉婚姻自由的才非法、“婚姻基本自主自愿”的则仅需“批评教育”，再到特定情形下应返还、其他情形下则不需返还，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出现了明显抵牾。2003年《婚姻法解释（二）》首次使用“彩礼”概念，似乎消弭了冲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对该司法解释的解读中，以是否具有违法性为标准，强调彩礼与借婚姻索取财物有所区别：“彩礼问题不具有违法性”，“借婚姻索取财物……是一种违法行为”，似乎给了彩礼“名分”同时又不和立法相冲突。但若追问怎样才算合法、怎样才算违法，又会陷入“彩礼合法、借婚姻索取财物违法”的循环论证。该解读同时承认彩礼给付的非自愿性，是迫于压力不得不给。[12]这与因被索要而给付的情形，其实难以区分。

2．覆盖面有限

现行司法解释中的彩礼返还规则，还存在对现实情况覆盖不足的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该规则的适用“必须是本地区确实存在这种结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的”，但彩礼在今日中国的存在呈碎片化。在一些地域偏远、经济落后的地区固然有相对普遍的彩礼习俗，而在“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也未尝没有个体的彩礼行为。现代城市生活中，同一小区的居民都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当地习俗，对于这些个体所遭遇的彩礼困境，如何解决？再如，彩礼通常被认为是结婚前男方（或男方家庭）向女方（或女方家庭）给付，若反过来，女方向男方给付的情况，或者是一方父母向自己的子女为其结婚而作出的给付，如何处理？又如，彩礼与婚约密切相关，通常在订婚时一次性给付。若当事人不是在订婚时而是在其他场合给付，或者不是一次性给付而是多次给付、累积给付的，如果该等给付与当事人关于未来缔结婚姻的期待密切相关，难道就不存在返还问题吗？此外，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彩礼给付是非自愿的，假如男方完全自愿、甚至主动向女方支付大额钱款作为订婚信物，双方若最终未能结婚，恐怕也需要返还。而上述情形，都是现行司法解释的彩礼返还规则所不能覆盖的。

3．解释力不足

现行彩礼规则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以及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均为可请求返还彩礼的情形。但为何如此，法律依据尚不明确。“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也是可请求返还彩礼的情形之一，该条规定与《民法典》第666条关于赠与合同“穷困抗辩权”的规定相类似，而且更进一步，不仅仅是未履行的（赠与合同）可以“不再履行”，已履行的部分也可以要求返还。司法解释制定者认为，该规则是针对“绝对困难”的情况而制定的，“体现了法律及审判实践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13]，但为什么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给付，就可以反悔乃至发生返还的法律后果，同样需要在民法理论体系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依据。

1．争议观点

（1）附解除条件赠与说

有观点认为，彩礼授受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意即已经发生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赠与行为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赠与行为失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消灭。具体而言，彩礼行为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婚约解除或者婚姻未能缔结，彩礼基于不当得利可主张返还。[14]

对此观点，反对者认为，当事人授受彩礼，总是期待将来履行婚约、缔结婚姻，而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是意定条件，应符合当事人预先作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应不会附以解除条件，对将来返还聘礼预为意思表示，若将彩礼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符。[15]“以聘金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纯属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16]

（2）附义务赠与说

有观点认为，彩礼授受是附义务的赠与。如民法典第661条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具体而言，彩礼所附义务即缔结婚姻，若未能履行该义务，赠与人可以依民法典第663条第1款第3项撤销赠与，并依民法典第665条主张返还彩礼。[17]

对此观点，反对者认为，若将彩礼行为视为附义务的赠与，无异于承认当事人因收取彩礼而负担结婚的义务，与婚姻自由的原则不合。[18]

（3）目的性赠与说

有观点认为，彩礼行为是以婚姻的成立为目的的赠与，目的不达则给付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民法典》第122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没有法律根据”[19]。对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20]而言，没有法律根据即为欠缺给付目的[21]，又分为自始无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和给付目的不达三种。其中，给付目的不达是说本来意图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给付，但日后并未达成其目的。具体到彩礼问题，当事人赠与彩礼，显然期待将来缔结婚姻，如果婚姻最终未能缔结，则赠与彩礼的目的并未达成，赠与人可以依据不当得利的规则主张返还赠与物。[22]

对此观点，反对者认为，在民法中单纯的目的或动机通常没有法律意义，只有将目的或动机作为法律行为的附款，目的或动机才受法律保护。[23]

2．本文见解

关于彩礼行为的性质，本文赞同目的性赠与说。动机之所以通常不受法律保护，是因为动机存于内心，难以为他人所探知，若动辄予以考虑有害交易安全，例如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样态中，动机错误的风险就以表意人自己承担为原则。但动机并非绝对不受法律保护，假如是“关于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的动机错误，在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并为相对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24]就需要将该动机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错误，而不得不予以考虑。

同理，结婚的目的虽然没有纳入赠与合同的内容，故只能认为是一种动机，但假如该赠与行为在客观上显然包含着未来婚姻缔结的重要目的，而该目的对于受赠方而言，在其主观上也明知或可得而知，该动机就不能再被视为“难以为他人所探知”，反对目的性赠与说的理由也就不能成立。而另外两说的反对观点，均言之成理。

1．目的性赠与之不当得利返还

彩礼是一种“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这里所说的结婚，不仅指结婚登记，当事人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外，更在于建立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如前所述，当这一目的不能达成时，赠与的给付行为就欠缺给付目的，从而构成受赠人的不当得利。不仅仅是彩礼行为，对包括彩礼行为在内的所有“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目的不达时，都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22条以及第985至988条的不当得利规则，这就可以克服前述的现行彩礼规则覆盖面不足的局限，可解决更多的现实问题。例如，女方父母将收到的男方彩礼送给女方的弟弟，但婚姻未能缔结，此时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男方可依据《民法典》第988条直接要求女方的弟弟返还。

在司法实践中，不乏基于目的性赠与说，在结婚不成的情况下支持返还财物的先例，且所涉财物未必属于彩礼。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10民终96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张某、李某恋爱期间，张某将114500元交与李某，用于购置婚房，后双方未能结婚。假如将该款项认定为彩礼十分牵强。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向李某给付钱物时双方处于恋爱期间，其赠与行为与双方系恋人的身份关系密不可分，而恋爱属于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期准备阶段，张某是以结婚购置房屋为目的给付李某钱物。现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张某的赠与财物目的无法实现，此时接受赠与的李某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张某有权要求李某予以返还。

2．彩礼的“礼仪性”本质及公序良俗规则的适用

从演进过程来看，婚姻制度有掠夺婚、买卖婚、聘娶婚、志愿婚、自由婚（恋爱婚）等变迁。[25]其间，人由客体成为了主体，制度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不断加强，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彩礼习俗是聘娶婚的产物和孑遗，聘娶婚脱胎于买卖婚，这两种婚制中都存在财物授受，但根本区别是：买卖婚的财物授受纯为交易对价，而聘娶婚的财物授受则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异化的“财婚”尚持否定态度；时至今日，就连聘娶婚都已成历史，若仍将彩礼视同买卖婚的交易对价，无异于开历史倒车。因此，当今社会虽然人仍广泛存在彩礼习俗，但从价值判断上，彩礼应恪守“礼仪性”的应然本质。

彩礼的礼仪性，反映了“婚姻不是交易”的一般道德观念，这样才符合婚姻作为“全人格的、情绪的、超打算的社会结合”[26]的本质。当彩礼行为仅具有礼仪性的时候，作为一种民俗习惯，法律不予禁止；当其发生异化以至于不合这一本质的时候，法律就可以通过公序良俗规则加以干涉。礼仪性的判断标准，与彩礼的金额或价值有关，须依当地生活水平、当事人经济能力而定。所谓高额彩礼，高额的标准并非绝对，而应视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

由此可见，高额彩礼其实就是脱离了礼仪性本质的彩礼。因其违背上述一般道德观念，故违背公序良俗，该彩礼行为应属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通常为整体无效，但因为高额彩礼的背俗性是由其过高的金额或价值决定的，只要将其调整到符合礼仪性的合理水平，背俗性就会消失，故可令该彩礼行为部分无效，并发生部分返还的法律后果。以彩礼是否符合礼仪性本质作为判断标准并适用公序良俗规则，可以清晰划分法律可以容忍的彩礼和法律不能容忍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也能从根本上挤压高额彩礼的存在空间。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的“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彩礼返还情形，适用公序良俗规则就能达到同样效果，无须司法解释专门规定。

纵观新中国法律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彩礼问题的规定，不难发现：一方面，在社会革命的语境下，彩礼被斥为封建陋习，是需要被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另一方面，民间传统的力量强大，制定法若完全脱离民俗习惯、现实生活，势必难以推行。对于民法而言，其根本作用是革命理想的宣示，还是私法利益的调整？应不在前者。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典》第1042条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更像是反映新中国婚姻家庭理念的宣示性条款，而不宜作为私法裁判规范（但这样的宣示可作为认定公序良俗的参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彩礼的相关司法解释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一种倾向，对于明明不属于彩礼的婚前给付，法院为了实现利益平衡，强行向彩礼规则靠拢。彩礼本来只是目的性赠与的一种特殊形式。法院这样认定，使得所有目的性赠与都成了彩礼的特殊形式，这就混淆了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其实，让彩礼回归“目的性赠与”的本位，恪守“礼仪性”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适用不当得利、公序良俗等法律规范，即可解决彩礼返还问题，而无需另行设置规则。当然，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实务中应被严格遵守；但在司法解释无能为力的相关情形，大可另辟蹊径，在《民法典》和民法理论中寻求其他规则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