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琬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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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案件信息来看，影响这个案子是否适用死刑的情节主要有这样几点：

通常，大家会认为“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就可以免于死刑，甚至有时候可以免于刑罚。但是实际上，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见，只要被告人在行为时没有因为精神病发作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就不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黄一川虽经鉴定其患有精神疾病，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所以不属于刑事法律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发病期间受精神病症状的影响而实施的作案行为”这一情况，所以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包括三类人：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以及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其中也并不包括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黄一川不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在适用死刑上也并无障碍。

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及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条规定过于模糊，我们只能通过历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来窥得法院在判决死刑的时候考量哪些方面——比如“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纵火保姆莫焕晶，判处其死刑的原因是：犯罪动机卑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为母复仇行凶的张扣扣，判处其死刑的原因是：犯罪动机卑劣、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可见，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和社会危害性是判处死刑时的重要考量情节。

再看前文中笔者总结黄一川案其他四点量刑情节：仅仅是为泄私愤，就残忍杀害与其毫不相关、没有还手之力的“无辜儿童”，并且其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拍摄多所小学、幼儿园照片，选择作案目标”，可谓蓄谋已久，主观恶性极大，最终造成“两死两伤”的结局，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同时，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该案一发生，相关的视频、图片以及文字信息等就广泛传播，造成了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黄一川的犯罪行为符合死刑量刑时考量的情节——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完全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

即便一审判决了黄一川死刑，黄一川仍然可以通过上诉、死刑复核程序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一审判决死刑后，被告人的相应权利也会被剥夺，如果其确实存在不应判处死刑的相应情节，仍然可以通过法律的渠道为自己争取权益。

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热点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前面提到的莫焕晶、张扣扣之外，还有药家鑫、林森浩、贾敬龙等人。然而实际上，近十余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一直在改革，在适用死刑方面也越来越谨慎。

可见，虽然恶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会判处死刑，但总体上还是本着“少杀慎杀”的原则，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最后，笔者想说，无论黄一川是否上诉，死刑最终是否能够执行，包括黄一川父母在内的几个家庭，都已经支离破碎，无法再重圆；在该案中去世的两个孩子，笑容永远定格在了去年的夏天；黄一川也就此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如果可以早点发现黄一川精神状态的变化，如果社会环境没有给黄一川那么多的压力，如果我们的教育让黄一川对生命、对法律培养起那么一点点的敬畏之情，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结局。

可惜，生命已逝，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