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培艺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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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假释补充规定》的第一条就用否定的语句强调适用减刑、假释的前提是罪犯“认罪悔罪”，这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减刑、假释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一脉相承，依据该规定，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条件之一就是其是否“认罪悔罪”。

所谓“认罪”是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危害性；“悔罪”是罪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追悔，以及不再实施犯罪的态度。之所以要以“认罪悔罪”为前提，是因为立法者认为，罪犯只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才能够持续保持良好的行为，巩固改造成果，降低再犯率。对于此类罪犯，其有权通过法定程序缩短原判刑期，提前释放，以此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这是罪犯改造的内在动力。

换句话说，假如罪犯并不认罪悔罪，其必然会对刑罚产生抵触情绪，非但服刑期间不会努力接受教育，甚至会在刑满释放后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再次犯罪甚至再犯他罪的可能性极大，从刑罚的保安、威慑与再社会化功能以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的角度讲，并没有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也就不适合减刑了。

那么，对于判决前拒不认罪悔罪，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才认罪悔罪的罪犯，是否能够使用减刑、假释制度呢？笔者认为，依然可以。一来，判决前是否认罪直接影响被告人量刑期限，即刑罚的确定，用来判断被告人是否有从轻处罚的情节，而刑罚执行过程中是否认罪则关乎减刑、假释的适用资格；二来，将认罪悔罪的内容规定在《减刑、假释规定》中作为考量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条件之一，说明在刑罚执行期间依然需要判断罪犯当时的认罪悔罪态度。因此，即使罪犯在判决前拒不认罪，只要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态度发生转变，依然有减刑、假释的机会。

然而，对于贪污贿赂这类职务犯罪的罪犯，从严掌握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却并不一定有利于罪犯的积极改造。

早在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就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表示对“三类罪犯”（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的人员）的减刑、假释要求从严把握，体现了国家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和决心。此次《减刑、假释补充规定》，则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罪犯适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设置了更严苛的限制，这也就意味着，贪污贿赂犯罪的罪犯开始减刑的时间要比别人晚、间隔时间比别人长、减刑幅度比别人小；如果同样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则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罪犯需要服刑更长的时间，而恰恰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往往比其他罪犯要小，因为刑罚执行完毕后，他们将不再能担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也就没有再次犯罪的先决条件。对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罪犯从严掌握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反而与设置减刑、假释制度的初衷相左。

说到底，刑罚的执行更侧重于特殊预防，即防止犯罪行为人再次犯罪，减刑制度则是特殊预防的产物。如果罪犯确实悔罪自新、弃恶从善，不必将原判刑罚执行完毕就可以预防其再次犯罪，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多的执行剩余刑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