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存在如下交易安排：

（1）A、B、C为甲公司股东。其中，A持有甲公司20%股权、B持有甲公司60%股权、C持有甲公司20%股权。A、B、C合计持有甲公司100%股权。

（2）D为乙公司现有股东，持有乙公司10%股权。

（3）A、B、C拟以其合计持有的甲公司100%股权作价人民币2亿元，对乙公司进行增资。乙公司拟相应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并由A、B、C以其持有的甲公司股权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认缴乙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本次增资完成后，乙公司将持有甲公司100%的股权；A、B、C将合计持有乙公司5%的股权。

在上述交易安排下，问：

就上述问题，我们与华东政法大学杨代雄教授进行了交流讨论，现将讨论成果归纳如下。以下分析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下称“《公司法》”）为基础。

法条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研讨结论：

在非货币出资增资场景下，D并非当然丧失优先认缴权；其能否行使，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满足《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称“同等条件”。所谓“同等条件”，应结合本轮增资目的、公司拟取得资产的特定性、出资标的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估值及交易结构等因素个案判断。若原股东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认缴权，原则上应相应压缩外部投资者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份额；若公司仍希望维持外部投资者原定认缴数额，则通常已超出本轮优先认缴权的调整范围，需通过全体股东另行约定或安排新一轮增资解决。

首先，优先认缴权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既有股东的人合性基础。增资将直接影响原股东的股权比例、表决权比例及收益分配比例。若在无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排除原股东优先认缴权，可能导致其股权被稀释，损害其利益。《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并未将非货币出资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在非货币出资增资中，原股东原则上仍享有主张优先认缴权的规范基础。但该权利并非无条件行使，仍须满足“同等条件”的要求。

其次，《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相较于原《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四条，新增了“同等条件”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下）》指出：“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是为购买第三人的非现金资产如知识产权，或者公司需要的非货币财产，或者实施职工股权激励，或者因吸收合并其他公司而导致资本增加等情形，原股东没有优先认购的权利。”该观点提示，在公司增资目的指向特定非货币财产或特定交易安排时，原股东通常难以提出与外部投资者完全相同的出资条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非货币出资场景下一概排除优先认缴权，而应进一步审查案涉非货币财产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以及原股东能否在经济利益和交易目的上提供等同条件。

据此，非货币出资下的优先认缴权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需要取得特定且不可替代的非货币财产，原股东通常无法满足同等条件；另一类是非货币财产虽作为出资形式出现，但公司真实目的在于取得可替代的资产价值或资金利益，原股东若能提供实质上的同等条件，则仍有主张优先认缴权的空间。

例如，若公司本轮增资的真实目的在于取得等值资金，而外部投资者甲以一栋楼房（评估价值1亿元）出资，公司接受该楼房后即拟出售变现，则该楼房对公司而言并非不可替代的特定资产。此时，若内部股东乙能够以现金或等值可替代财产，在其实缴出资比例（假设为10%）范围内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可以认为其具备与外部投资者实质相当的条件。法律后果上，若本轮新增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乙行使优先认缴权后认缴其中1000万元，甲相应仅认缴9000万元；甲提供楼房超过其认缴注册资本部分的价值，则可按照公司章程、增资协议及会计处理规则计入资本公积金。

又如，若公司本轮增资目的在于取得上海某一特定地块，外部投资者甲以青浦区土地（评估价值5000万元）出资，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5000万元。内部股东乙虽提出以其拥有的黄浦区土地（评估价值1亿元）参与认缴，但两宗土地在区位、用途、规划条件、开发价值等方面并不当然相同。若乙提供的土地并非公司本轮交易所需的特定标的，则不能仅以评估价值更高为由认定其满足“同等条件”；反之，若公司本轮增资目的只是取得可替代的等值不动产或资产价值，且乙提供的土地在交易目的上能够替代甲的土地，才有进一步讨论优先认缴权的空间。

回到本案，乙公司本轮增资的目的在于取得甲公司100%股权并实现对甲公司的控制。A、B、C拟出资的标的是其合计持有的甲公司全部股权，具有特定性。D作为乙公司的现有股东，并不持有甲公司股权，也无法向乙公司提供与“A、B、C合计出资甲公司100%股权”相同或可替代的非货币出资条件。因此，在通常情况下，D难以满足“同等条件”，原则上不得就该等股权作价增资主张优先认缴权。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若A、B、C名义上采取股权作价增资，实质上却是为规避货币增资场景下原股东D的优先认缴权，例如恶意抬高标的股权估值、虚构非货币资产交易目的，或者与公司恶意串通，通过关联交易安排变相排除原股东参与增资，则原股东仍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寻求救济。此时，不宜概括认定增资决议当然无效，而应结合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内容违法、股东权利被实质剥夺等因素，判断相关增资决议是否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法律后果。在商业安排上，原股东亦可通过与公司签订反稀释协议等方式预先配置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