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洪流，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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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则很有意思的新闻：白银案嫌疑犯高承勇唯一的法援律师朱爱军对北京时间“此刻”表示：“出于保障嫌犯的辩护权利，我被指定为高承勇唯一的法律援助律师……我此前会见高承勇时，他没有表现出抵触情绪，很配合。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没有翻供。”

这则新闻的潜台词是：没有律师愿意主动为这个杀人狂魔辩护。

无独有偶，今年2月18日，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前持菜刀将被害人姚某人头砍下。事件发生后，似乎也没有律师主动站出来愿意为胡某提供法律服务。

与这两个案件里刑事辩护律师群体共同表现出的厌恶和冷淡相反，之前的很多热点案件中，总有不少古道热肠、义愤填膺的律师站出来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近的有3月18日江西赣州发生的明经国故意伤害案，因其动拆迁的背景，立刻吸引了不少律师表态愿意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远的有云南的马加爵案，因其贫寒的家境和欺凌的同学，前后有不少律师为了获得马加爵或其亲属的委托，不远千里奔赴广西和云南。

同样都是热点的恶性刑事案件，律师们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虽然法律规定了每个被告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所有的被告在被法庭宣告有罪前都是无罪的公民，哪怕这个被告罪恶滔天该下十八层地狱，但不少律师在为被告提供辩护时，依然佩戴着道德的护身符。即便是为了名利一哄而上，也总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被道德裁判所裁判为恶人。

律师都是人精，知道什么案子可以为自己带来名利，什么不可以。

我们再低俗地往前一步，如果贫穷的高承勇和胡某可以支付一百万律师费，会有律师主动提供辩护吗？

别的律师我不知道，但我会。因为我低俗。

有关道德（宗教）与司法体制冲突的问题，在戏骨阿尔帕西诺和鲜肉李维斯出演的美国影片《魔鬼代言人》里有杰出的表现。思想者借魔鬼之口，从宗教角度鞭挞了美国的司法制度。律师的职业是为人脱罪，还是澄清事实真相？面对金钱的诱惑，又有多少律师能够坚持社会正义？在一个人人都存疑，但人人都无法摆脱和战胜的司法制度面前，制度的“完善”提供给罪犯脱身的可能，也提供给普通人心安理得接受不平的社会心理保障。人心里的“恶”一旦被激发出来，整个司法体制必然会坠入魔道难以自拔。

不可否认，《魔鬼代言人》是一部成功的律政片，或者说是一部成功的宗教片，与《血战钢锯岭》一样都在宣扬宗教信仰的强大力量。但这样的律政片（宗教片）也只是在有宗教背景的美国才有思索的意义。影片思想者的担忧是基于美国法律体制对被告人权利的强大保障，这种保障甚至已经危害到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本质，法律在和传统道德（宗教）争夺正义的王位。与之相比，我们无宗教色彩的法律体制更多地关注着阶层权利和公权利，个人的利益在司法体制内被放在次要的位置。日益走低的刑案无罪率彰显着本土司法体制的坚强决心：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已经判决执行了很多事后被证明无辜的被告，但还鲜有魔鬼被轻易放纵。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索的不是司法体制是否侵入了宗教和道德的领地，而应该思索这个体制是否可以更多地脱离道德以及伪道德的羁绊，避免在国家和人民的大旗下实施的恶行。在我们当下的国度里，我们的法律信仰与道德信仰相比还是羸弱的。律师要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和弘扬对法律的信仰，增强法律的生命力。律师不该充当道德大师的门徒，而要成为法律军团的先锋官。

作为律师，我们当然该为马加爵辩护，也该为明经国辩护，但我们更该竭尽全力为胡某辩护，为高承勇辩护。当权利的阳光可以普照众生包括“恶魔”，当“恶魔”也可以有自己的代言人时，所有的普通人才会真正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对法律人来说，杀人不是正义，哪怕以道德王者的名义，只有经过正当程序由法院判决的杀人才是真正的正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地间的大悲悯忠实于法律为恶魔认真做免费辩护的，才是法律的至高圣徒。

对常以烟酒来减轻工作压力的刑辩人来说，他们最清楚做这样的圣徒到底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