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损害作为两种状态之间的差额

如果首先从根本上考察那些把损害理解为所受损失、侵害或类似现象的理论，就必须先明确一点：损害绝不是一种可以像有体物那样直接把握的客观事实。一个孔洞本身并不是损害；相反，它完全可能是一项有用的设施。这立即表明，损害始终以如下判断为前提：所考察的状态[译者注：即现状或实然状态]与另一种可称为“应然状态”的状态相比，处于不利地位。除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状态比较外，还须具备另一项要素：损害显然并非现存状态相对于任意其他状态的任何不利偏离；两种状态还必须通过某种变化或发展彼此联系，即由于损害事件的发生，较差的“受损状态”取代了较好的“应然状态”。因此，在这一最基本的意义上，任何损害——无论称为所受损失、侵害还是其他——都以两种状态之间存在差额为前提。Max Rümelin^[7]早已针对Oertmann的观点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 

（二）差额比较的两种形态：具体损害与计算性损害（rechnerische Schäden）

不过，上述认识还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应比较哪些因素，才能从其差额中得出损害。^[8]首先必须考虑，应当从何种角度确定“实然状态”并将其与“应然状态”比较。Oertmann^[9]显然认为，通说的差额说总是把两种财产状态经计算所得、以金钱表示的数额相互比较。在财产损害领域，这种理解当然很自然；依此理解，通过差额比较所确定的“利益（Interesse）”也表现为一种纯粹计算的量值。但正如Oertmann^[10]正确指出的，这种理解无法适用于非财产损害，也无法在财产损害领域恰当地说明恢复原状原则。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不是比较经计算并以金钱表示的价值，而是比较具体状态，例如把一件被砸毁的物品与同一物品完好无损时的状态相比较。此时，损害不再是以数字表示的计算量值，而是两种状态之间的具体差异。^[11]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可以顺利涵盖非财产损害，也可以合理解释恢复原状原则。之所以有必要特别说明这一点，是因为这种以“差异”为依据的“具体”损害考察，虽然容易使人联想到Walsmann和Oertmann所称的具体损害，但它仍然立足于差额说。文献中确有一种倾向，主要将差额说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概念用于计算性损害[译者注：这里所谓的“rechnerische Schäden”并非常见的民法概念，这里Zeuner教授只是在描述财产损害最终会被差额说量化或抽象为一个数字，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抽象损害”]；^[12]但这不应造成误解，因为也有不少观点强调差额说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损害。^[13]在这一脉络中，尤其应当提到Friedrich Mommsen；他通常被视为现代“损害即利益”理论之父。Mommsen在其著名论文^[14]中虽然只讨论财产损害，并把利益界定为两个财产数额之间的差额^[15]——这显然指向计算性损害——，但他也指出：如果受害人财产中减少的标的能够以实物方式恢复，利益——在Mommsen那里，它与其说是损害本身，不如说是赔偿义务的对象^[16]——便无须以金钱估算。^[17]

（三）具体损害与计算性损害的关系及转化

既然具体损害同样是一种差额，我们便获得了一个出发点，可以进一步说明“抽象（计算的）损害”与“具体损害”之间的关系。既然这两种损害在考察方式上至少原则相同，那么最自然的做法，就是从损害考察的对象中寻找差别的根源。只有在财产损害领域，计算性损害与具体损害才会并存；在这里，两者不过反映受损财产的不同侧面和功能。一方面，财产及其客体凭借各自的具体特性，以及因其用途和使用方式而产生的特殊功能，构成为人服务的具体单位。就这一侧面发生的损失，就是具体损害；由于非财产领域也存在相应现象，具体损害同样可以发生于非财产领域。另一方面，财产及其客体通常也体现着一种能够用金钱表示的计算价值；这种价值的丧失，就是计算性损害，可以直接用金钱填补。财产客体的具体性质和功能是首要的，其计算价值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性质和功能；与此相应，恢复原状原则上优先于单纯的金钱赔偿。例如，修复受损物时，在填补具体损失的同时，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算价值的损失；反之，单纯的金钱赔偿^[18]只能消除计算性损害，却无法消除具体损害。

具体损害与计算性损害之间存在着顺畅的转化，这进一步凸显了上述损害观念的统一性。凡财产客体的意义基本上仅在于体现某种计算价值时，都可能出现这种转化。所失利益领域尤其如此。正如Oertmann^[19]所正确指出的，所失利益也可能表现为具体损害，例如原本有望取得某一特定物品，却因他人行为而落空。如果加害人阻碍了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尽管理论上也可以把损害首先理解为某项具体价金债权的落空，或者至少理解为该债权中超过通常价值及合同成本部分的落空，但实际上人们通常不会这样理解。由于该债权主要只体现一种计算价值，人们往往会直接关注未能取得的计算价值本身。具体损害与计算性损害由此相互转化。[译者注：这两段是比较难理解的。举例说明作者的意思：我买一辆车被某甲撞毁了，甲负有修理义务或支付修理费的义务，此时所谓的具体损害是指“这辆车的现状=坏状态”与“假设没有被撞的好状态”相比较得出来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个“具体的状态”不是一个数字，所以应当恢复原状优先，来尽可能“回复到好状态”。而所谓的“计算性损害”，就仅仅是算钱了：好车的价值减去坏车的价值，得出的数字就是损害。作者在第一段认为，这两种损害是不一样的，应当优先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填补具体损害，因为一旦尽可能“回复到好状态，计算性损害也能被部分填补（不是完全填补！毕竟撞过的事故车就算修好跟真正非事故车的市场价格也不同，所以作者十分精确地表达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算价值的损失”）。第二段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个二手车经销商，我收回来的车就是为了销售获利的，某甲把我的车给毁了，此时，我丧失的是“转售可能性”，少赚一笔利润。从具体损害的视角看，其实是一笔未来的价金债权没办法实现了（注意：不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转售合同！）；从计算性损害的视角看，我的损失就是一个数字差额（售价-坏车的评估价）。作者说，在这种案型下，一般人不会从具体损害的视角去理解，通常都是从计算性损害，即，从算钱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就叫“具体损害顺畅地或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了计算性损害”，融为一体了。]

（四）差额比较法与损益相抵

由此还可看出另一点：就具体损害而言，某处发生的损失——例如机动车受损——并不必然因损害事件在另一处带来利益而消失。一处的负差额与另一处的正差额是否应当相抵，显然不能一劳永逸地从损害概念本身得出答案，而需要作出专门的价值判断。如果计算性损害在结构上与具体损害并无原则差异[译者注：指的是两种损害都需要进行“差额比较”，因此在结构上没差异，但细节上，一个是状态差，一个是数额差]，那么同样的结论也应适用于计算性损害；在这里，损失同样可以被“定位（Lokalisierung）”。^[20]因此，与Oertmann等人主张的观点^[21]不同，无论是体现为计算性的损害，还是具体损害，其本质上都不要求受害人的总体财产状况因损害事件而劣于损害事件未发生时的状况。实践也反复表明，以下说法并不正确：在计算性损害中，从利益概念必然可以推导出，原则上必须考虑损害事件造成的一切利益。^[22]损害表现为差额，财产损害中的差额也必须与财产相关；但仅凭这一点，即使在计算性损害的层面，仍不能最终确定差额比较究竟应当涵盖哪些具体项目[译者注：作者认为“差额比较”这个方法，并不是单纯的把受害人“损害事件发生前的总财产与损害事件发生后的总财产”简单进行比较，因为一旦这样比较，就很容易把“损害抵没了”，这是不合适的。比如，某甲被某乙开车撞伤住院，某甲的领导关怀慰问送了某甲10万块，某乙可不可以说“要不是我把你撞了，你怎么可能拿到10万好处，所以这10万要从我的赔偿里扣除”？如果加害人可以这样抗辩，简直就没天理了。显然，到底哪些项目应该纳入到“差额比较”是一个独立的价值评价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加减法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判断。]。

由此产生了一个独立的价值评价问题：每一次损害认定究竟应当扩展到多大范围。在这里不妨提示一点：在我们的法律秩序中，一名法律主体的行为给另一名法律主体带来的利益，并非一律都须在法律上结算。利益若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与不利益同时发生，也没有理由认为必须进行损益相抵。因此，只有在不同项目不仅依赖于同一原因，而且彼此之间还具有内在联系时，损害认定才需要进行整体考察。是否存在这种联系，可以从相关法律行为、规范意旨以及事物的自然进程中获得肯定或否定的依据。例如，如果遭受的不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取得利益的必要代价，通常就应当进行整体结算。常被提及的“骑师案”即可说明这一点：骑师把交由其照管的赛马骑至受伤报废，却也因此为马主赢得了比赛奖金；Heck^[23]等人曾讨论此案。相反，Heck在若干新近作者赞同下，^[24]还主张在另一个奇特的山民案中进行损益相抵，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该山民因嵌顿疝需要被抬下山谷，途中一名抬送者使其跌落，扭伤了他的手，却也让嵌顿疝复位，因而免除了手术。手部扭伤在我看来并不是这种“自然治愈”的必要对应结果，因此，我反对用节省的手术费用抵扣扭伤造成的财产不利益[译者注：作者其实并未提出一个更好的判断方法，因为什么是“内在关联性”其实也很抽象，需要结合规范保护目的去判断。骑师案应该不会有争议，但“自愈案”确实不好说，比如，某甲被某乙开车撞了之后就是咬牙不去医院，靠强壮体魄硬撑过去了，问：某乙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赔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