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的生效，是指依意思表示内容发生效力，意思表示何时发生效力，是法律对利益衡量与风险分配的结果。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由于没有相对人也就不存在到达的问题，因而自发出时生效。但是对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学界通说认为，只有到达受领人时才能发生效力，这是意思表示到达理论的基本含义。

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实证法对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基本采”到达生效”原则，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到达主义”。为什么选择到达相对人的时间点作为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呢？本文结合生活案例，依次对意思表示在各个阶段生效的法律效果加以观察，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希望能启发读者思考，激发读者对法学的学习兴趣。

在瞬时交易模型中，人们很难观察到完整的意思表示各个阶段。比如：顾客去水果店买水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交易场景下，买方当场以对话的方式作出要购买水果的意思表示时，意思表示作成的时点与发出的时点重合，发出的同时对方就听到并可以了解了意思表示的内容。这种交易模式不是研究意思表示“到达”的典型。

当我们把交易的时间拉长，我们才能观察到意思表示各个阶段的法律意义。如下图所示，A想要购买B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于是A写好一封信装入信封中（作成），然后去邮局投递到信箱中（发出），几天后邮局快递员将信投递到B楼下的收件箱中（到达），B下班回到家中打开信封阅读信件（了解）。

在这样的交易场景中，表意人A的意思表示经历了四个阶段：作成、发出、到达、了解。

（1）对于表意人A来说，信写好放在桌上还没有投递出去，意思表示就已经生效了，也就是信中的内容对A产生了约束力，表意人A失去了更改的机会。如果是到达时生效，A还有机会更改信的内容。

（2）对相对人B而言，其还没有收到信，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A的意思表示就生效了，对B产生了拘束力，于相对人B并不公平。

（1）对表示人A而言：信投出去，意思表示就生效了，丧失了更改撤回的机会。

（2）对相对人B而言：A发出信时，其在信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已经生效，对B有拘束力。但B不一定能正常收到这封信，其对信中的内容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形下， B所作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构成违约。比如B不知道A已经在信中承诺以500万元的价格买下房产，如果信发出时，A的意思表示已经生效，意味着买卖合意已经达成，此时若B将房屋卖给了第三人将构成违约。这对B非常不利。

事实上，以相对人了解意思表示的时间点作为表意人意思表示生效时点，似乎更合理，因为此时双方对意思表示的内容都已经充分了解，也不会再发生什么错误，此种观点我们称之为“了解主义”。但是如何确定B何时看信了解信的内容是个难题。B什么时候看信，什么时候了解了A的意思表示具体内容，取决于B声称他什么时候看信，B可以任意决定A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A却很难证明B什么时候看过信，这对表意人A来说极其不利。

（1）举证更容易。相对人签收邮件的时间点可以通过邮递系统直接查询证明，举证较为容易。而在 “了解主义”理论下，相对人什么时候了解意思表示的内容，通常很难举证证明。

（2）风险分配更合理。邮件到达相对人信箱后，处于相对人B的控制领域，表意人A无法控制，因此将风险分配给相对人更具公平性。

（3） 对表意人而言，意思表示到达时生效，相比于意思表示作成时或发出时生效，表意人A可以有更多考虑和更改的机会。

（4）对于相对人而言，相比于作成阶段和发出阶段B无法得知意思表示具体内容，信件“到达”后，意味着意思表示已经进入了相对人B的控制领域且其有知悉可能， 相对人B可以及时拆信阅读了解。

如前所述，综合意思表示四个阶段，意思表示生效采取“到达主义”更具有普遍适用意义，部分情形下采取“了解主义”更合理的，采取了解主义。比如《民法总则》第137条第1款“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但对于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依然采取的是“到达主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认定意思表示的“到达时点”。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两个案例：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信件，表示要购买乙公司的10台设备。

上述两种情形，如何判断到达时间，如果仅仅从邮局系统签收时间来认定到达时间，是否合理呢？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判断到达需要把握两点：进入相对人的控制领域+有知悉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型交通工具层出不穷，比如微信，QQ，邮箱等，对于意思表示生效规则，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因而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利益分配、风险承担等各方因素加以判断。

参考资料：

1、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211页。

2、耿林：《论意思表示的到达效力》，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9月第18卷第5期，第54-62页。

3、张芸：《变与不变：论网络信息时代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生效》，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2019年9月），第35-41页。

4、邵建东：《论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德国民法的启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03期，第4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