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流

虽然里约与北京有时差，但却不影响亢奋的国人观看国家队不断地摘金夺银，用运动员的欢呼和喜悦麻醉自己的身体，以陪嫖观赌般的意淫满足一下自己的大国梦。所有的正事在这个奥运的季节，都不再是正事了。

根据媒体报道，8月16日，因为涉嫌引诱他人做伪证，成都两个律师在青羊区法院被审判。对于不关心法治的人来说，这则新闻几乎算不上新闻，因为这离平常人的奥运生活太远了，哪怕关心一下宝宝的私生活都比关心律师被判来劲。对于关心法治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这则新闻也算不上什么热点新闻，因为律师被抓或者律师涉嫌伪证罪被抓，在这个强大的国度也算不上新闻了。

曾经举国愤慨的雷某“意外”死亡案，经历了一个月的轰轰烈烈后，就像投入湖里的石子，只剩下一点点越来越小的涟漪。这个国家所有中产阶级的忧伤，也被时间和奥运冲淡了，如同菜市场笼里关押着的鸡鸭，一分钟前还惊恐地看着同类被宰杀，一分钟后就开始低头啄食鸡鸭贩子丢在食槽里的玉米粒。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三五天的热情来关注焦点，然后就义无反顾地返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中。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吃了，倾听一次就足够，因为孩子被狼吃是随时都在发生的。所有的悲伤苦难都不会持久，因为会有新的悲伤和苦难接踵而至。眼泪会重复不停地流，但不会因为同一个悲剧。我们喜欢听故事和流泪，喜欢挥起拳头吼两嗓子，然后就如鸟兽散。鲁迅先生说的小黑屋依然在那里，只是大家都装作看不见。

厌倦和习惯其实是麻木的同义词，忍耐这个褒义词或许更好听一些。

刑法里到底该不该设定律师伪证罪，大家已经争了很多很久，争归争，但今天这个罪名仍然存在，仍然在吞噬着敢于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的勇敢者或者冒失鬼。两个四川律师因为涉嫌伪证被审判，看似与一般国人无关，但是，每个虚拟的社会人都可能面临国家机器的碾压，一旦那个时刻到来，法庭上能帮你的，只有这些顶着伪证罪高帽子的光猪律师。

金牌和奥运会让人亢奋，让人暂时忘掉生活里所有的压抑和不自由，类似于毒品的功能；法治的空气你可以视而不见，但你却无法逃避开。法治不是口号，不是一次剧烈的造山运动或地震，法治是一次次的斗争和审判，是冲突和争吵。法治是挪移乾坤的光阴，是改造巨石的柔弱水流。天赋人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真要享受自己的权利，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法治的进程，必须要有民众的参与。法治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前进也有退步，倒退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习惯了倒退。

历史总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有了更全局的视野，才会逐渐显现它的意义。而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在奋斗与挣扎之中，很难明白这些奋斗与挣扎到底有什么意义，对长远的历史会有什么影响。那些被迫或者自愿在央视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人们，也许多年以后才会明白“忏悔”的真正意义。

1985年，台湾鹿港曾有过一场反杜邦运动，当时抗争的人们只是出于朴素的环保思维，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对于台湾民主进程的影响。罗大佑曾有首歌《鹿港小镇》：“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唱的就是这里。在这场保卫家园的运动中，除了所谓的“政治精英”外，更多的是由于“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的参与。经历了美丽岛事件后，当时宝岛上的人们，对于集会和结社也是噤若寒蝉。

鹿港游行的那一天，老人家们都走上街头。前面排着满街的镇暴警察，他们手拉手排成一列不许民众通过。游行的老人家走上前去，望着镇暴警察年轻的脸，忽然笑起来说：“咦，你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吗？”

那镇暴警察害羞了，低声地招呼说：“阿伯，你也来了哦。”

然后那老伯拉了警察的手笑着说：“让我过去啦。”老人走上前去，警察的手自然就松开了。

强大的禁忌，就这样打开了。

几个月后，台湾解除党禁报禁。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老人家说的没错。

刘国梁对张继科说，醒醒，这是奥运会。是的，醒醒吧，这只是个奥运会。

（本文敬谢杨渡《他们才是真正改变台湾历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