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航海技术极其落后，船舶都是木质的，吨位小、速度慢，抵御海上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出海航行，就相当于“赌命”——可能遇到狂风巨浪、海盗袭击，也可能遇到暗礁、浅滩，甚至可能遇到“海洋生物的骚扰”。虽然那时候没有记载，但不难想象，古人在海上遇到鲸鱼、海豚，肯定也会惊慌失措。

如果船舶在海上遭遇风险，比如遇到狂风巨浪，船快要沉没了，船长和水手们会首先选择抛弃货物，减轻船的重量，争取保命。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抛弃的货物，是谁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古人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大家一起承担。因为抛弃货物是为了保住整艘船、保住所有人的性命和剩余的货物，属于“共同利益”，所以损失应当由所有货主、船东一起分摊。这，就是海商法中“共同海损”制度的雏形。

至于“不可抗力”，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

古人认为，海上的一切风险，都是“神的旨意”：狂风巨浪是神在发怒，海盗袭击是神的惩罚，甚至遇到海洋生物，也是神的“警示”。所以，一旦遇到这些风险，造成的损失，只能“自认倒霉”，没有人会去追究谁的责任，也没有人会去“免责”。

比如，古希腊时期，一艘货船在海上遇到鲸鱼撞击，船身受损、货物丢失。

当时的人们，不会去争论“鲸鱼撞击是不是可预见”，也不会去“互撕”责任，而是会认为，这是“海神波塞冬的旨意”，大家只能接受损失，然后各自回家，重新开始。

这一时期的“海上规矩”，虽然简单、粗糙，甚至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奠定了海商法的核心精神“风险共担、公平合理”。而这种精神，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成为海商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开始蓬勃发展，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纷纷开展海上贸易，船舶吨位越来越大，运输的货物越来越多，海上纠纷也越来越频繁。

这时候，简单的“江湖规矩”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比如，不同国家的船东、货主，在海上遇到纠纷，各自的“江湖规矩”不一样，很难达成一致；再比如，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船东免责”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船东投入大量资金建造船舶、雇佣水手，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就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没有人愿意再从事海上运输行业。

于是，“海商习惯法”应运而生。

所谓“海商习惯法”，就是将各地流传的“海上规矩”，进行整理、汇总、完善，形成一套统一的、系统化的规则，供所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人遵守。

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海商习惯法”，就是《罗德海法》《奥列隆惯例集》《维斯比海法》。

《罗德海法》是最早的海商习惯法之一，诞生于地中海的罗德岛（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心）。

这部法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免责事由”的概念——比如，船舶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比如狂风巨浪、地震、海啸），导致货物损失，船东可以免除赔偿责任。这就是“不可抗力”制度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罗德海法》中，并没有将“海洋生物的行为”纳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之中。

因为在中世纪，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认为，鲸鱼、海豚等海洋生物，虽然是“自然存在”的，但它们的行为是“可控制、可避免”的。

比如，船东可以通过调整航行路线、加快航行速度，避开海洋生物的聚集区域。因此，如果因为海洋生物的行为导致损失，船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免责。

比如，中世纪的意大利，一艘货船在海上遇到海豚群，为了避让海豚，船身倾斜，货物丢失。

当时的法官依据《罗德海法》，判决船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由是：海豚是“可预见、可避免”的，船东没有尽到合理的避让义务，存在过失。

除了《罗德海法》，《奥列隆惯例集》也对“免责事由”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这部法律中，明确将“船长和水手的无过失”作为免责的前提。

也就是说，只有在船东、船长、水手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才能免责。如果因为船东、船长、水手的过失，导致事故发生，即使遇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也不能免责。

这一时期的“海商习惯法”，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法律条文”，但它已经具备了海商法的基本框架——明确了“风险分配”的原则，确立了“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雏形，为后来海商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海洋生物的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这一规则，也在这一时期，慢慢成为了“行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