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体的输出，按其所指信息是否落在企业自身可控的范围，可分两端。自家事，指企业自己知道、能够控制、本就应当保证准确的信息：报价、退改政策、库存、订单状态、合同条款、履约承诺。开放问，指企业无从知晓、无从控制的世界知识：第三方事实、天文地理、专业领域的开放问答。

第三篇那桩杭州案，智能体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高校校区，属于典型的开放问。其免责结论建立在三道闸之上：智能体非主体、不能作代理人；企业无法控制预测模型生成什么；企业未作受约束的意思，且以协议明示"输出不构成承诺"。三闸俱全，那句承诺便不算企业的意思表示，企业循《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脱身。

可这三道闸是为开放问量身砌的，移到自家事上，后两道应声而裂。其一，控制力之闸裂：退改政策、报价、库存是企业自己制定的、确定有限的信息，企业本可挂载知识库检索、设规则护栏、人工校准——能控制而不控制，便不能再以"技术不可控"为盾。其二，受约束意思之闸裂：企业部署智能体替自己报价、确认订单，本意正是要它对外发生法律效果，难再说"我无意受拘束"。

于是同一句"赔10万"，落点截然不同：系开放世界之事，三闸俱全，非企业意思表示，企业循侵权过错责任免责；系企业自家之事，后两闸尽裂，该陈述大有可能被认定为企业的意思表示，企业须按承诺履行。 一线之判，从赔一笔差价，到履一纸承诺。而那纸"AI 输出不构成承诺"的免责条款，对开放问射程尚宽，对自家事则受格式条款规制（《民法典》第496条至第497条）与诚信禁反言双重挤压——自家承诺带来的好处既已吃下，它带来的责任便难一推了之。

自家事的疆界既由授权划定，授权便是连接人与智能体行为的法律纽带。它兼具两副面孔。

其一，授权是归责的根据：企业授权智能体替自己报价、下单、答复，它由此所为，后果归企业。这一面企业易于接受。

其二，授权是归责的边界：智能体所为若在授权之外，原则上不归授权人。这一面企业常生误解——以为划了边界即可高枕；然边界之外仍有暗礁：企业若制造了"它有权如此"的外观，或疏于设定权限，越权之责仍可能落回企业。

一句话：有授权才有归责，授权多大归责多大；但想以"未授权"卸责，先要看你有没有把边界划清、守住。

授权的第一道功夫，是分清哪些决策智能体可代为。这已有现行政策给出框架。《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年5月8日发布）第6条"明确决策权限"将决策分三类：仅限用户本人决策、需由用户授权决策、智能体自主决策，并明定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

图1 决策三分 × 授权阶梯 — 哪些不能碰、哪些须授权、哪些可自主

决策三分定"可不可以代"，授权阶梯定"代到多深、担责多重"；二者合用，即智能体"能做什么、做到哪一步要回头问人"的硬约束。

落到操作即三条规则。其一，有些决策只能由用户本人作出，智能体不得代劳——如重大财产处分、人身相关的关键选择。其二，有些决策须经用户授权，且授权须明确、可识别范围，不能以一纸笼统"同意"吞下日后一切代为决策。其三，智能体可自主的决策，用户仍保留知情权与最终决策权——它可提议、可预备，但关键关口须让用户知晓、留否决之权。

授权不是有无之别，而是高低之阶。沿智能体替人做事的深度，权限拾级而上，企业的控制义务与归责强度随之加重。

这条阶梯，与第二篇所述自主度一脉相承（详见第二篇），要害在一个反向关系：授权愈深，企业可控可预见的程度愈高，"技术不可控"的免责空间愈窄。 杭州案企业得以免责，凭的是开放问下"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可一旦企业授权智能体自主缔约、自主划款，这套抗辩便难再成立。究其经济实质，授权愈深，企业愈是那个能以最低成本防控风险的一方，防损之责归之，自然之理（此理详见第三篇）。授权者，责之所系也——授之愈宽，智能体代人愈深，授权人愈难置身事外。

一个智能体的行为背后，往往不是一道授权，而是一条授权链：从基础模型开发者，到集成部署的企业，再到终端用户；其间还会调用外部工具、接入第三方接口，乃至调度其他智能体。

责任便沿这条链分配。第三篇已点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侵权的责任，可由模型开发者、集成应用提供者乃至使用者分别或共同承担（详见第三篇）。现行政策亦循此理：《实施意见》第13条要求建立用户服务协议、明确供需双方权责；第9条要求加强模型接入、应用程序接口调用、扩展工具使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第8条列权限管理、行为控制为内生安全能力。

分责的大致准绳：谁授权、谁控制、谁获益，谁就在相应范围内担责。 企业作为部署者，对自己配置、控制、获利的那段链条责任最直接；对上游模型、第三方工具的缺陷，则依其选择、监督有无过失而定。

六、越权与表见授权：智能体超出授权行动，谁来担

《实施意见》第6条划下明线：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可它若超出了，后果归谁？原则是：超授权的行为，不归授权人。 但有两重例外，企业须格外当心。

其一，信赖外观。企业若以自家名义、自家场域令智能体对外行事，制造了"它有权如此"的外观，相对人合理信赖之，企业仍可能受其拘束。此处有一道暗礁须标明：《民法典》第172条的表见代理要求有"行为人"，而智能体非主体、不能充当代理人——故不宜生硬断言"智能体构成表见代理"，更稳妥的是借其背后的信赖保护精神，回到企业自身可归责的意思表示：企业制造了"此乃企业表示"的外观，用户合理信赖，企业即应受其拘束。落点仍是企业自己的表示，而非智能体的代理。

其二，疏于设界。企业本可、本应为智能体划定权限边界而未划，致其越权行事，这本身即是过错。"它越权了"不能成为免责口实，反可能成为"企业未尽控制义务"的证据。

故企业之自保，不在事后辩称越权，而在事前把边界划明、守牢——以行为围栏、规则内嵌明确智能体可为不可为（《实施意见》第7条），并令其可验证、可追溯。

上述分寸，最终要落进系统的权限设计，而非停在协议条款。两件事须做实。

其一，按法律分水岭分流，勿令一个模型通吃。 自家事（报价、政策、承诺、订单、履约）强制走企业权威知识库检索或规则模板，禁止自由生成；开放问方交生成式模型，并以显著提示、免责声明铺设开放问免责框架。此处一利一弊须并陈：自家事确定化杜绝误报价、误承诺之祸，是其利；然企业一旦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家事输出，便再不能反言"我控制不了"，注意义务底线随之抬高，是其弊。权衡之下确定化仍属优选——自家事本就该准，确定化的边际成本，远低于放任模型自由生成自家承诺所招致的合同拘束与禁反言风险。

其二，按授权阶梯设权限闸。 高风险动作（支付、缔约、对外承诺、数据删除等强法律后果者）须用户逐次授权或人工确认，不得预设为自主；中风险动作可凭预先授权自主执行，但须可中断、可干预，保留用户知情与否决之权；低风险动作（日常、可逆、影响轻微者）可自主，但全程留痕、可追溯（《实施意见》第7条行为可验证、可追溯）。如此，决策三分与授权阶梯便从纸面规则，化为智能体"能做什么、做到哪一步要回头问人"的硬约束。

授权是责任的来路，也是责任的去处。智能体替企业行事愈深、授予权限愈广，其可控可预见程度愈高，越想以"技术不可控"卸责便愈难。第三篇的免责逻辑扎根于开放问与低授权，移到自家事与高授权，便逐级失效。

三处仍待观察：其一，智能体就自家事所作陈述能否构成企业意思表示、用户点击式概括授权能否有效授出"自主决策／缔约"这类深度权限，在格式条款规制（《民法典》第496条至第497条）下存疑；其二，智能体超授权行为的归属规则，现行法尚无专条；其三，智能体调用其他智能体、外部工具所形成的授权链，其责任分配仍待立法与司法明确。本篇相关结论系基于现行规范与政策的类推与建构。

权之所授，责之所归；
授愈广而控愈疏者，险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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