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符小瑜

（一）关于医药企业与第三方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连带责任

从中国现行法律体系来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如医药企业与CSO或经销商之间存在事前合意、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等情形，通常可能被认定为构成共同犯罪。在该等情形下，即便具体违法行为由第三方实施，但如能够证明系基于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而实施，司法机关可能采取“行为实质”原则，穿透认定企业及主管人员责任。

1. 单位责任层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及《解释二》，单位行贿罪的入罪标准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具有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在食品药品或医疗等重点领域行贿、对监察及行政执法或司法工作人员行贿、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之一的，即构成“情节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数额达到二百万元以上（或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并有上述情形）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系加重处罚档次。多次行贿金额可累计，学术推广费、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支付但实际为利益输送也将计入。如符合单位犯罪构成要件，医药企业可能被认定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包括被判处罚金；对违法所(如产品营收)，可能依法予以追缴或没收。

2. 个人责任层面

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法定代表人、业务负责人及具体执行人员等），如其决策、指示、参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被认定构成行贿罪，并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区分为主犯或从犯，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根据现行法律，个人行贿数额达到三万元以上即入罪，达到二十万元以上通常认定为“数额较大”，一百万元以上则可能认定为“数额巨大”；同样适用累计计算及变相利益认定规则。在共同犯罪框架下，司法机关将根据行为人在整体模式中的作用区分主犯与从犯，其中对违法利益输送模式设计及第三方合作具有主导作用的管理层人员，通常被认定为主犯并承担较重刑责，而具体执行层人员则可能被认定为从犯并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案例

山东某某制药有限公司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委托个人张某猛开展复方黄柏液的市场推广工作。张某猛与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孙某梅、门诊药房主任张某松及皮肤科医生王某慧、张某雯约定：由上述人员在诊疗及处方环节多开具涉案药品，张某猛则按开药量的一定比例支付回扣。2013年至2023年间，张某猛通过银行卡及微信向上述人员支付回扣款共计364,995.5元。

执法与司法机关认为，张某猛受山东某某制药有限公司委托，为该公司开展药品推广并谋取销售利益，其行为直接指向该公司的交易机会与竞争优势，张某猛的行贿行为依法应认定为山东某某制药有限公司的行为。法院以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张某猛作出刑事处罚，医保部门亦将对山东某某制药有限公司启动价格招采信用评价与处置。

由此可见，在执法实践中，个人CSO（如个体代理商、独立推广人员）为医药企业开展推广服务时，其行为直接指向医药企业产品的销售利益，因此执法部门有较大概率直接认定该个人为医药企业“工作人员”，而医药企业要举证证明“行贿行为与谋求交易机会无关”在实践中有较大难度。

（二）关于医药企业“未共谋但存在放任或默许”的法律风险

即使不存在明确共谋，如医药企业对第三方的不当行为存在明知、应知或明显管理失控情形，仍存在被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的风险。典型认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 费用支付明显异常（如高比例服务费用、缺乏商业合理性）；

2. 对第三方缺乏尽职调查或持续监督、管理；

3. 对第三方发生的违规行为未采取任何控制措施。

在上述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认定企业存在放任或变相参与违法行为，并从中获得违法利益，从而认定医药企业构成单位犯罪或共同犯罪的一部分，抗辩空间有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前监管环境下，“不知情”本身并不足以当然构成免责理由，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及管理责任。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建议在涉及医药企业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刑法》下单位行贿、个人行贿等风险时，企业应根据不同涉案层级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同时遵循《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要求。

（一）企业层面：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的应对

当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调查已由“行政调查”转向“刑事立案”时，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显著升级，应对策略需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系统性的法律防御。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刑事合规应急响应机制，组建由法务、合规、外部刑事律师及核心管理层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在确保不干扰调查的前提下，有序开展以下应对工作：

1. 快速评估法律风险触发点，梳理被调查所涉业务线、第三方合作（如CSO、经销商）及关键决策流程，识别可能构成单位行贿的行为节点；

2. 依法配合调查同时保障合法权利，在按要求提供材料、接受询问的同时，注意保障企业的陈述、申辩及申请回避等程序性权利，避免因过度配合而导致不利自认；

3. 在依法配合调查的前提下，重点围绕是否构成“单位意志+单位利益”进行抗辩；

4. 区分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根据案件情况，必要时与涉事员工责任进行“法律隔离”；

5. 梳理证据，证明企业已建立并有效执行合规体系，而非组织或放任违法行为。证明企业不存在行贿的组织性决策或系统性放任。

（二）高管层面：被传唤、留置、拘留或逮捕的应对

如企业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通常表明案件已进入实质性刑事阶段，具备一定证据基础，企业及高管家属应高度重视，需重点分析该高管（或员工）在案件中的行为和角色，企业应评估是否可能引发单位犯罪或其他法律后果。一般建议第一时间采取如下措施（提示：具体案件仍需结合事实个案分析）。

1. 单位或家属应当立即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被羁押后仅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及时会见有助于了解案件性质、提供法律咨询和权利告知，防范当事人因不当陈述扩大法律风险；

2. 企业内部开展自查，厘清行为性质；是否存在制度缺陷或管理漏洞，是否涉及其他人员或业务链条；

3. 统一对外沟通口径，避免信息失控影响企业和产品声誉；

4. 评估该高管是否代表单位意志，并为单位还是个人谋取利于，判断案件是否由个人责任上升为单位犯罪。

（三）证据提交与抗辩策略

1. 我们建议，企业在该阶段应当在依法配合的基础上，审慎把握抗辩边界：

2. 在符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前提下，依法陈述客观事实，避免推测、扩大表达；

3. 结合案件情况，评估是否具备取保候审、不起诉或缓刑可能，以及从宽处理情节（如坦白、立功、退赃、认罪认罚等）；

4. 严格禁止毁灭或篡改证据，包括删除邮件、修改财务数据、清理聊天记录等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妨碍司法甚至构成新的违法犯罪；

5. 避免与第三方或员工串供，否则可能会加重法律风险；

6. 所有对外提交材料须经律师审核，包括书面说明、内部报告、证据材料等，均建议在提交前进行法律审查，以确保不构成不利自证、不扩大责任范围，与整体抗辩策略保持一致。

《解释（二）》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网在覆盖范围进入新的阶段。医药企业与CSO、经销商等第三方合作过程中的共同犯罪认定、放任默许型责任归责，均成为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核心审查方向，单位与高管行贿犯罪也将迎来更严格的监管时代。无论是事前合意、分工协作形成的共同行贿，还是未尽管理义务、费用异常引发的放任责任，均对药企合规体系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亦将密切关注相关司法机关执法动态，为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服务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