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PP体育以“天价”取得了英超2019-2022个赛季的版权，据称该合同的数额达到了三年5.64亿英镑（约50亿人民币），并且PP体育需要一次性付清版权费的50%，之后在2020年3月份支付30%，2021年3月份再支付最后的20%。
然而，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英超赛事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大量比赛的停摆不仅损害了主办方的利益，也使得转播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早在PP体育与英超谈判之前，英超就向本土及海外转播商就退款进行了协商。
显然，PP体育与英超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PP体育在9月3日发出的声明，PP体育与英超在版权价值方面存在分歧。有消息称由于英超在版权费降价问题上不愿让步，导致了谈判的破裂。
无论原因如何，PP体育解约的结果事实上导致了英超在中国大陆地区失去了版权运营方和转播商，但显然英超不会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否则对整个英超联赛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英超不得不尽可能地寻找下家，以挽回其在中国市场的损失。
总而言之，在疫情影响和版权解约的双重压力下，在英超开赛之际十多天发生解约事件，英超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局面。
可得利益损失是合同法上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其指的是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另一方损失了原本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保护可得利益与合同法保护期待利益的宗旨相一致的。合同法中的期待利益包括两种，一种基于合同的固有交换利益，另一种是以合同为基础产生的增值利益，即可得利益的内容。
可得利益在我国《合同法》中也有体现，其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
按照通说，可得利益不包括履行合同本身的利益，而是指未来可取得的利益，如果合同的基础和条件丧失，导致合同方不能再获得可预期的利益，则产生了可得利益损失，这是一种未来的利益，而且需要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和确定性。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总体上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但还是明确了可得利益损失的基本概念，即如果合同正常履行，当事人预期可以得到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可得利益损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间接损失。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浙东铝业有限公司与常州世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院就明确地认定，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签订金额为229435651元的合同，但合同只履行了1368455元，被告即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使原告的利润预期无法实现，原告客观上存在可得利益损失。因被告刚刚履行合同即违约，致使原告所预期的利润回收无法实现，合同解除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被告应予赔偿。最终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500万元可得利益损失。
对于英超来说，其可以期待的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PP体育正常履行合同的情况下需要向英超支付的版权费，二是英超在合同正常履行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增值的利益，这方面的利益可以有多种类型，例如英超可能会在此合同基础获得的商业开发、广告和赞助收益等。英超也可以在合作结束之后，继续将合同的“天价”版权费作为筹码，在此基础上进行洽谈。可以预见，新的合同约定的版权费势必会比腾讯的“捡漏价”高。在此次事件中，英超最明显的损失即是其丧失了与第三人另行缔约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只能无奈地在不恰当的时机接受畸低的版权费。
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当事人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如果PP体育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致使合同没有继续履行，则其应当对可得利益进行赔偿，这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肯定。
PP体育与英超的合同虽然已经解除，但是合同解除并不代表违约事实不存在，也不能将违约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消除。若本次解约是由于PP单方解约造成则有可能构成违约，则其仍然需要赔偿英超因此产生的损失。
由于PP体育的解约，不仅使英超失去了合同中原先约定的剩余的50%、接近3亿欧元的版权费用，且这部分的损失显然是可预见的，因为其本就订立在合同之中。PP体育与英超解约是9月3日，英超被曝与腾讯合作是9月17日，可见英超不得不在十多天时间内匆忙寻找下家，这也使得英超不得不放低姿态，“自降身价”，从而被腾讯“捡漏”。这些事实都大幅降低了英超赛事的版权价值，被动的地位使得英超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款。更为严重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英超与腾讯的合作结束之后，无论腾讯续约还是另行寻找中国的合作方，英超都不会再获得更高的版权费，不得不面临版权费标准大幅降低的事实。
上述行为类似于水果商贩销售时令性水果，在合作履行中途因价格问题解除了该合同，则水果商提供的水果就会失去销路，水果的保鲜期有限，不再新鲜之后就不会再有人要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水果商只能将水果低价卖与他人。英超的处境与例子中所述的水果商类似，其低价出卖版权费根本上是因为交易时机错误所致，也就是说与解约人的解约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事实上，在计算合同当事人损失时，存在多种方法，也有着固定的公式：
而在实践中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都难以准确地确定可得利益的损失数额，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则会进行酌定，以请求赔偿数额为基础，根据证据和公平责任确定具体数额。
在本次事件中，计算英超可得利益损失可采取对比法，或者称为差别法，即对比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英超可取得的利益来确定可得利益的损失。一个简单的方法即是将PP体育与英超之间的版权费价格与版权费的最终价格，即腾讯与英超之间的版权费价格进行对比，英超可以主张两者之间的差价作为可得利益损失由PP体育进行赔偿。
当然，在简单的计算公式之外存在多种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疫情的发生多多少少会对体育的商业价值产生影响，但是这个损失的分担采取那种标准，首先应当遵循合约中的相关约定，没有约定的则按照公平原则处理。
无论如何，从法律上审视，合同本就用来锁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利益，疫情虽然迟滞英超的举办，但是并没有导致英超本赛季取消，所以显然不构成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条件，单方合同解除会导致另一方的巨大的经济损失。英超将有可能主张两个合同之间的差价作为其损失。作为PP体育来说，则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性，做好万全之策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