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债务重组通常指代的是法庭外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偿债协议，其特点在于不受任何司法的直接干预而完全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机制更加灵活高效，但庭外债务重组具有不公开性、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庭外重组制度无法保证多数人的公平正义，法庭亦无法直接审查批准庭外重组协议的效力，庭外重组协议亦不具备司法强制性。

而预重整制度则具备衔接功能，陷入债务困境的公司在进入正式的破产重整程序前可与债权人、重组方等利害关系人共同拟定重组方案，之后再进入重整程序，由法院审查该重整方案、重整方案一经法院批准就具有了约束重整各方的执行力，完成对破产公司的拯救。同时由于大部分工作在进入司法重整之前已经在庭外完成，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法律规定批准重整计划，因此可极大地简化程序、节约重整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规定预重整程序，但在2018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规定：“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 。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5条规定了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的延伸：“继续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破产制度效率。人民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前，债务人和部分债权人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视为对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但重整计划草案对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有关债权人有不利影响，或者与有关债权人重大利益相关的，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有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重新进行表决。”从该两条来看，我国的预重整实际为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是依据法庭重整程序在重整程序开始之前所做的庭外重组，并在法庭重整中将庭外重组成果衔接至法庭重整中落实，给予司法保障。之所以称之为“预重整”，是因为它实施于破产程序启动之前，是在法庭外为法庭内重整程序的简化做预先准备工作。之所以说其为辅助模式，是因为预重整的简化效用，依存于后续重整程序的启动和法院对预重整中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批准。^[1]

在《企业破产法》未对预重整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发布的预重整审判工作指引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笔者对预重整指引梳理后，发现各地预重整制度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共同之处。

第一，普遍将预重整定位为一种在法庭主导下的庭内程序，由法院加以控制，并适用于当事人提起重整申请后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前的审查阶段。该程序由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决定是否启动（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或者由符合预重整条件的当事人提出预重整申请（参见《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试行）》），经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同意进入预重整程序的决定或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