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流，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1633年（明崇祯三年）9月22日，北京西市，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谋反通敌之罪处以凌迟之刑。行刑之时，周围人群恨恨连声，欢呼雀跃。“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对于袁崇焕的死因，坊间争议很大，有说是阉党余孽诬陷，有说是皇太极用反间计，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那些生食袁崇焕血肉的百姓，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吃的是晚明最有才能和决心的抗清名将的血肉，袁崇焕死了，大明也就风雨飘摇了。

1851年，落第秀才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起反清大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前后十四年，大规模的战争对江南的生产和百姓生活造成了彻底的破坏，几千万人死亡失踪或流离失所。诡异的是，太平军斗争的纲领“拜上帝教”并非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全来自西方，完全是洪秀全等几个创始人结合了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演变而来，洪秀全其实对基督教义一无所知，他的基督思想，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然而洪秀全却凭着这样的教义，蛊惑了众多的跟随者，上演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残酷的农民战争。

大凡暴乱的时代，都是真相被埋没，理智无空间的时代。暴乱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体有意识的行为，众多的人因为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为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统一行动。居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乌合之众”：他们“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被暗示给他们的意见、主张和信仰，把它们当作是绝对正确或是完全错误的东西。”

在勒庞笔下，这样的群体的形象相当负面：“只要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人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常被人利用；同时他们又很暴力，极具破坏性，历史上的动荡和灾难很多都是在群体的配合和参与下完成的。“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发生的前提下，动荡才会出现，否则，最专制的人也无能为力。”“再独裁再专制的人也只能是略微加速或延缓其爆发的时间，在此类的事件背后，总能找到群体的灵魂，而绝不是国王们的强大统治。”

此外，群体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恰恰相反。他们缺乏主见，所以需要领袖，需要被管理、被领导。勒庞认为：“一定数量有生命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处于一个首领的领导之下。”聚集成群后，个人便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盲从、轻信、易受别人的暗示和影响，本能地走向某个有主见的强权人物，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集权制，造成领袖的独裁。勒庞在书中指出，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最后常常走向专制和独裁。

勒庞的这本书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今天我们重读这本经典也并不过时。这本关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书，对我们今天反思上世纪的一些大规模灾难，避免未来重犯相同的错误不无裨益。例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以及当时的德国民众，在那场波及全球的战争灾难中，都分别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没有当时德国一战战败的背景、德国人渴望重新拥有一战前的声望、财富和地位这样的民众基础，希特勒和纳粹党有能力夺取德国政权并把欧洲和世界都卷入战争吗？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文革，很多学者会把原因归咎于某一两个人或某一群人，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中国的历史，看看中国数千年来奉行的精英政治，我们难道不该在普通民众自身的灵魂深处去寻找一下潜在的恶吗？如果有这种潜在的恶，一旦新的气候和环境出现，这样的恶会不会卷土重来？伟人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觉得伟人说的很有道理。

从法律人的角度看，要在乌合之众当中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现代法治的理性、平权、宽容内涵，都与乌合之众的行事方式格格不入。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让民众拥有独立的判断力、民主的价值观、自由的意识，比起草和健全几部法规重要得多。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言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