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勇 章美阳

让我们算一笔账，看看应对偷渡者要付出哪些成本：

根据《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偷渡者属于船舶保安评估事项之一，“8.9船舶保安评估应考虑所有可能的威胁，其中可包括以下类型的保安事件：4、未经允许进入或使用，包括存在偷渡者。”

假如船上安排两名船员24小时轮流看守偷渡者，以英国海员工会标准工资为例计算，每小时约15英镑，三天就是2,160英镑，这还没计算加班费。

根据《偷渡预防与责任分配指南》，船长发现偷渡者之后，有责任提供充足食物、住宿、医疗服务，确保为偷渡者提供人道待遇，禁止偷渡者工作（紧急情况除外）。

虽然可以把偷渡者从救生艇搬到储物室改造的临时舱房，但必须提供“适宜的食物和饮用水”。为此，船上的大厨还需要专门设计一份“经济型套餐”——可以比船员餐差，但不能让偷渡者饿肚子。

船公司还需要立即联系海事法律顾问，电话咨询费的标准大约是每小时250英镑，以便确定怎样处理偷渡者，才能符合各种各样的国内法以及国际公约和条约。

船长会有一堆的问题需要法律顾问来解答：

“我能把船开回起运港，把他卸下来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会承担哪些责任？”

“我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材料，才能证明是在航程开始后才发现了他？”

“如果船到了挂靠港，但是挂靠港不接收他，我该怎么办？如果挂靠港要求我支付保证金才肯接收他，我该怎么处理？”

“我应该向哪些国家汇报关于他的事情？”

“他（偷渡者）如果申请政治避难该怎么办？”

“如果偷渡者说他是难民，我又该怎么做？”

“看管他花了我们不少钱，这些费用，我该向谁去要？”

“我要是偷偷把这家伙扔在一个无人岛上会怎么样？”

船舶抵达南安普顿后，必须等待边境部队、移民局、警方等多个部门协调处理。

而每小时的泊位费、延误导致的后续航程调整等等，都是真金白银。

P&O邮轮公司的法务部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启动了两套并行的法律分析：

一方面，公司受到公约的约束。

根据《防止偷渡及寻求其解决方案的职责分配指南修订版（2018）》，船公司有责任“人道对待”偷渡者，这是船公司、船长必须必须遵循的强制底线义务，需要为偷渡者提供充足食物、饮用水、适宜临时舱房、基础医疗与清洁设施、禁止虐待、禁止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禁止强迫参与危险作业（紧急避险除外）。

同时，船公司、船长还需要识别接收国是否存在酷刑风险，不能简单地把人扔在下一个外国港口了事——那样可能违反《禁止酷刑公约》。

另一方面，公司权利也受保护，但是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57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公约》允许船东在某些情况下限制赔偿责任。但每一项因此支出的费用，却并不那么容易得到赔偿，因为这需要分析每一项费用，是否属于“船舶运营相关损失”。

例如：

“滞留费、遣返费、搜查费”比较容易被认定为营运损失而可以给予公约的规定获得赔偿。

“船期损失、运费损失”就需要证明，这些损失与偷渡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船公司不存在自身的管理过失。

“罚款、罚金”由于是行政责任的性质，所以很难依据公约获得赔偿。

“人道主义保障费用（食宿、医疗）”,是公约着重加以规定的事项，所以也能够获得赔偿。

比较有意思的是保险问题。船公司确实有“偷渡者保险”，但条款规定只覆盖“在航行期间发现的偷渡者”，这是理赔的核心门槛。如果偷渡者在港口就被发现呢？对不起，那算港口保安失职，保险不赔。于是船公司就需要开始疯狂翻找监控录像，来证明此人确实是在海上才被发现的。

理查森船长在接受海事调查局询问时，讲了一句经典台词：“200年前，船长可以判偷渡者死刑；100年前，可以强迫他们干活抵债；现在，我得给他们安排伙食，还担心他们投诉饮食不好。”

这极简的概括了船长权力的演变。

19世纪的船长，确实享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在公海上，船长是法律的化身。”

而今天的船长，更像是法律的“第一响应者”。国际海事组织《1965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中，对从发现、报告、安置、取证到移交，每个环节都有详细规定。

理查森船长说：“我花了三年考取船长执照，学习天文导航、风暴应对，但没人告诉我，最复杂的部分是处理救生艇里的这位惊喜客人。”

这位偷渡者的法律身份，在三天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阶段一：当他在救生艇被发现时，他是“违法闯入者”。

阶段二：之后，在被船长妥善安置后，他变成了“受保护者”，享有不受虐待的权利，而且，还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阶段三：再之后，他可能向移民局提出“回国后将受到迫害”，而成为“寻求庇护者”。

有趣的是，这位偷渡者无意之中，选择了最佳策略：

如果他藏在货舱，可能会因缺氧或温度极端而死亡，触发复杂的刑事调查。如果他混入游客，会涉及身份欺诈等更多罪名。

而他选择了救生艇，这使他很快被发现并得到照顾，还能快速进入法律程序。

这可能是最天真的偷渡策略，却意外地符合所有人身安全的最佳实践。有时候，不懂法律，反而避开了最坏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