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勇 章美阳

如果桑坦德之星号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处理方式会像不同菜系，风味迥异：

根据《美国法典》，偷渡者可被处以最高5年监禁。而且美国海岸警卫队有“船上隔离+执法管控”的防止证据污染政策——一旦船舶进入美国水域，偷渡者就会被严格隔离，除非特殊情况，船员甚至不能与他们交谈，以免干扰司法程序，就像一道严格的分子料理，每个步骤都有精确规定。

意大利法律更注重偷渡者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Khlaifia诉意大利案”中，判定意大利将突尼斯偷渡者海上滞留并遣返的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判令向每名原告赔偿1万欧元的精神损失，理由是“海上拘禁造成心理创伤”。这道法律浓汤里，人情味成了程序正义的结果。

澳大利亚2013年启动的“主权边界行动”政策，是澳军主导、多部门联合的边境管控行动，核心目标是“阻止偷渡船抵达澳本土”，以“零容忍+强制离岸处理”为核心逻辑，以体现“高温震慑”的特点。

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将偷渡行为细分为非法入境、非法上陆、非法滞留、资格外活动等，并且对不同行为有详细对应程序，像一份精致的便当，每种情况都有固定处理方式。2018年后，日本偷渡船抵达量持续低位，港口安检对“传统船舶偷渡”拦截率超90%，这得益于日本港口的安检像精密仪器一样难以绕过。

南非的处理方式很直接：对于情节轻微的个人偷渡者，如果偷渡者愿意自费买机票回国，可以免于起诉，即启动“自愿离境”程序。这就像一场露天烧烤，讲求实际解决方案而非复杂程序，以体现“优先行政处置、减少司法成本”的现实导向。

我们故事里的这位主人公，降落在了英国，算是抽到了“中等难度”的法律彩票——不会像美国那样面临重罪起诉，也不会像澳大利亚那样被立即遣返，而是进入一个漫长但权利相对有保障的程序。

《英国1971年移民法》授权边境官员有权拘留“待审查人员（例如疑似偷渡者）”。但这里有个法律灰色地带——偷渡者算不算“入境”了？

严格来说，若偷渡者已进入英国领海（12海里范围），英国即拥有属地管辖权；若偷渡者在领海以外的国际水域，则适用“国际水域法律状态”；若偷渡者被救起后带至英国港口，则按“抵达乘客”处理，由英国行使属地管辖权。

所以，当这位救生艇居民随船到达英国港口时，虽然他人已在英国港口，但从法律上讲，他还没“进入”英国。此时，他处于一个奇妙的法律悬浮状态。

移民官詹姆斯·米勒后来在报告里写道：“他像是一个提前到达派对的客人（物理抵达港口的偷渡者），但主人还没开门（移民官未作出入境许可决定）。”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人公还处在“未开门时的等待状态”（法律悬浮的审查阶段）。

如果偷渡者只是声称来自“某个西非国家”，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那这会制造一个非常大的法律难题：如果无法确定国籍，如何遣返？

《关于偷渡者的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接受本国国民的遣返；若国籍国拒绝、偷渡者无国籍或不宜遣返本国，可送回登船港所在国、最后挂靠港所在国或船旗国。”

但是，当登船港所在国、最后挂靠港所在国或船旗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或者，这些所在国有特殊的处置措施，那么在遇到“无国籍人”或“拒报国籍者”，就可能出现相互推诿而无法实施的法律尴尬了。

如果偷渡者在公海上，就声明自己是难民而寻求庇护，那么根据“不推回原则”船长不能简单地在下一港口将其移交，而必须联系相关机构，进行国籍核查、确定遣返路径、提供临时安置与权利保障等等。

而根据《1951年难民公约》的规定，“难民”需满足“有正当理由畏惧因特定原因（种族、宗教等）受迫害，且无法或不愿受国籍国保护”，偷渡者单凭声明自己是“难民”，是远远不够的，不会自动触发保护机制的启动。于是，就出现了专业偷渡者的“魔法词”——在公海上说“我害怕回国”，就像念了法律庇护申请程序的启动按钮。

未成年人在移民法中享有特殊保护，因此许多偷渡者会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着实考验着法律规则和它的制定者们。如果采用骨龄测试（X光辐射），由于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侵入性”，所以有侵犯人权之嫌。但这又似乎是误差较小的识别方法。因此，在无法实现强制骨龄测试的人权保护背景下，按照英国内政部《年龄评估指引》的做法，需要以“社会访谈”“心理评估”为核心来作为年龄评估的主要方式，而骨龄仅在“明显超18岁”时作为辅助证据，来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人权伤害。

声称有严重疾病也会导致遣返程序严重拖延，因为这会触发个案审查、专家评估、司法复核等一连串的程序。在“不推回”这一绝对权利的背景下，遣返后将面临“真实风险”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形当中，就包含着严重健康恶化导致的不可逆损害的风险。

风险认定要素包括：

真实风险：有实质理由相信，遣返后将面临不可逆转的健康恶化，而非主观臆断或者轻微不适。

严重程度：需要达到“极度痛苦、显著缩短预期寿命或快速致命”，如晚期癌症、严重器官衰竭、罕见病无药可治等等，并且排除普通慢性病或轻度过敏等轻微状况。

因果关系：健康损害必须是遣返后“无法获得必要治疗”直接导致，而非疾病本身的自然进展。

偷渡治理是极其复杂且精细的事情。

以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2020年IMO偷渡防控修订指南》为例，全文共有200多页，包括了：

从船舶物理防控的全场景规范（集装箱通风口检查、冷藏箱温控检查、船舶锚链孔封堵、船员通道身份核验、货舱封条查验等，而且每个环节都配有操作图示，并明确了船长、大副、船员的具体责任）；

到偷渡者发现后的处置流程标准化（明确了“发现报告→临时安置→身份核查→联系沿岸国→证据固定”的标准化步骤，细化到安置区域的卫生、饮食标准，避免因处置不当触发人权诉讼）；

再到多方主体的责任分工明确（弥补了“船公司-船长-港口当局-沿岸国”权责模糊的漏洞，明确国际海事组织、船旗国、港口国、船公司的具体义务，例如船公司需定期对船员做偷渡防控培训）

再到特殊情形的应对指引（针对“自称未成年人”“声称寻求庇护”“声称有严重疾病”等偷渡者规避手段，新增章节明确船长的应对要点）的全方位实施细节。

“偷渡者”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代表了不平等的客观世界中“人类的冒险精神”，当偷渡者以大无畏的精神不断尝试免费搭船的拼搏中，法律，只能跟在后面“持之以恒”地填补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