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若翰

该罪名在刑法典的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项下。本罪是“危险犯”，顾名思义，只要实施这个行为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的“危险”，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即构成犯罪。至于危险的可能性是否已经成为现实，只是区分量刑轻重的标准，并不是有罪、无罪的区分标准。

结合具体案情来看，张某华投放的物质为氟乙酸，一种可以通过吸入、食入和经皮吸收三种途径侵入生物体内的剧毒物质。急性中毒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脏损害为主。口服中毒时先有呕吐、大量流泻、麻木感、上腹痛、精神恍惚、恐惧感、肌肉震颤、视力障碍、后出现癫痫发作、呼吸抑制、心率紊乱和心搏骤停。患者可因心搏骤停、抽搐发作时窒息或呼吸衰竭而死亡。

而张某华投放的位置——儿童乐园，事发前此处经常有孩童在附近捡拾树叶、石子等物，再用小铲子假装翻炒，模仿大人做饭。因此，张某华的行为客观上对儿童乐园这个公共区域内活动的儿童具有极高的危险性。

刑法典第114条和第115条给张某华的行为预设了两种结局：其中第114条规定的是张某华实施了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但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量刑区间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规定的是张某华实施了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后，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量刑区间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也就是说张某华一旦实施了该行为后，他的刑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适用第114条还是第115条，完全是根据结果随机的。

针对本案的定罪和量刑，公众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两点：

以上两点疑问，归根结底全部源于一个问题：法律上对宠物的价值认定缺乏权威统一标准。

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若要被评价为涉嫌犯罪，根据2009年1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要求毁坏的财物数额达到5000元，或者实施了三次以上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再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实施毁坏财物的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行为投毒者毒死的宠物价值不足5000元，并且这种缺德事只做过一两次（没达到三次），且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那么就达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无法用刑法来对其进行处罚。

而要按照投放危险物质罪评价为“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适用刑法第115条的量刑标准，对财产的数额要求的则更高，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的通知》，所谓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需要达到10万元以上。虽然这是浙江省高院出台的地方性意见，全国其他省市对数额的规定可能略有差别，但大体上不会相差太多。通常几只宠物的价格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按照养宠人的普遍认识，即便不考虑宠物对养宠人的精神价值，现在一只品种犬猫，动辄价格几千上万是常态，几乎上述的数额标准也不是很难达到。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目前法律上并不认可将购买宠物时支出的市场价格等同于宠物的实际价格。

换句话说，你可能花费了上万甚至数万元买了一只品种犬、猫，但法律在评估其价值时可能会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繁殖商的炒作让你成为花大价钱的冤大头；或者某一品种的犬、猫一段时间内价格很高，一两年后因大量繁殖导致价格跳水； 再或者作为“物”的价值会因时间而折旧贬值，养了十年的老狗，你对它的感情很深，但站在“物”的角度，开了10年的汽车价格肯定比同款新车低很多……

因此，在目前国内的司法环境下，本次北京首例宠物投毒公诉案件最终将投毒者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是个例。

反例如发生在去年河北廊坊的小熊福宝案，家住别墅的养宠人遭遇邻居杜某向其院内投放氟乙酸，毒死了两只有血统证书的赛级边境牧羊犬，与本案一样，杜某投放的也是剧毒物质氟乙酸，但因为投毒的地点是养宠人的别墅院内，不具有危害和公共的危险性，因此不能像本案一样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

狗主人为了使投毒者能够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来追究刑责，出示了自己当时购买其中一只犬只7450元的付款记录，还出示了该犬只经国内犬类行业协会颁发的血统证书，以及该犬只在国内行业协会组织举办的障碍赛中获得冠军的的荣誉证明。但最后两只边境牧羊犬经过司法评估，价格仅为2750元，也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故行为人未受刑事处罚。

综上，在伴侣动物保护立法出台之前，宠物的价格评估标准似乎极难统一。而司法实践中也罕有将宠物视为民法典第1183条所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认可宠物对于饲养人的精神价值。

在此立法的夹缝中，养宠人要维护自身权益，固然要积极呼吁为保护伴侣动物而立法。但了解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下，如何尽最大可能将投毒者绳之以法，让此次的北京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件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例，才是对投毒者最有力的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