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7月开始的本轮医药领域反腐败整治中，讲课费的定性成为了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合规与政府监管业务组此前也发布了多篇专业文章进行分析和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

2026年1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视频《一起学审理丨违规收受讲课费行为如何认定》，深入剖析了医生讲课取酬的违纪和违法定性（关于该视频的分析和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团队公众号文章《讲课费何去何从（三）：受礼≠受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理室最新讲课费认定态度及讲课费行政执法定性浅析》）。我们认为，中央纪委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管理的角度，对不当受礼违纪行为和受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对实践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基于该视频精神，结合现行执法实践，我们认为未来讲课费亟须进一步明确的核心问题有二：

1. 具备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生违反内部审批要求的讨论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相关视频解读，具备党员领导干部身份的医务人员受邀开展的讲课是否经过单位批准，是认定变相受礼行为等的五大要认定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其掌握一定的公权力，也负有一定的职责，因此在工作之外开展的讲课、学术交流等都应当经过所在单位的批准，不能私下开展”。

该要求针对的对象是具备党员干部身份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务人员。而对于非党员干部医务人员、非公职身份医务人员是否适用前述认定逻辑，视频未予明确。如果适用同样的监管评价口径，对非党员、非公职身份医务人员的处罚将面临依据不足的问题；如果适用不同的监管评价口径，又容易造成实践中的监管差异，进一步加剧企业困惑以及合规判断难度。另外，在469号文发布前，并未见到医务人员在外提供讲课服务必须获得所在单位批准的相关明确规定。若对469号文发布前的行为采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导致历史上收取讲课费的医生现在被普遍认定为违纪的现象出现。

2. 讲课费标准的讨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视频中的案例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的讲者标准作为判断讲课费是否合理的参考，副高级讲者适用人民币500元每课时（45分钟）的标准。然而，《办法》实施距今已近十年，而服务的市场公允价值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发生改变，目前《办法》规定的费用标准低于行业普遍实践和RDPAC《行为准则》。此外，《办法》规定的培训是指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构使用财政资金在境内举办的三个月以内的各类培训，企业自办会或第三方举办的会议往往不属于前述规定的培训范围，因此相关标准是否适用于HCP向企业提供专业劳务的费用标准判断可能有待讨论。

3. 讲课费违法性构成要件的讨论

我们理解，一笔讲课费是否属于“贿赂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不正当利益给付行为（《药品管理法》）”（为讨论方便，以下统称“贿赂行为”），其核心还是要看行为本身是否满足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违法判断标准不因是第三方会议还是企业自办会议而有所区别。办会主体并非合规判定的核心，讲课费乱象治理的重心应回归到如何准确识别学术会议的真实性、必要性与合理性。无论讲者身份背景是否属于“党员干部”，其合规评价尺度宜保持普适性与一致性。同时，认定未取得单位同意的医生开展讲课行为认定为“违纪”，以469号文出台后并为广大医生所知悉为时间起点可能更为合理。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视频精神，“违纪”不等于“违法”。如果医生收受讲课费被认定为“违纪”、但未为给付人谋求请托利益，不应上升至“违法”受贿。同理，针对企业的行政执法也应当按照此等精神，严格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的构成要件进行定性，避免单纯因为程序瑕疵而泛化认定为违法。

虽然，即将于今年5月15日生效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删除了2024年版本中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禁止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以任何名义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中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是指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向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提供的目的在于影响其药品采购或者药品处方行为的不正当利益。”

但是，我们理解有关“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解释依然适用，这也是中央纪委在前述视频中提到区分违纪行为和违法行为时所采纳的观点之一。

469号文发布以来，上述第三方办会在执行层面的问题与局限也引发了企业的积极关注。我们注意到行业内出现了一种声音：有人呼吁通过建立规范来规制第三方的办会行为。例如，希望由相关主管部门综合第三方的资质、合规能力等因素进行分级评定，遏制“乱收费”现象、强化第三方合规治理能力、提升透明度等，以期促成医药行业学术会议新秩序。我们认为，规范第三方办会行为固然重要，但若寄希望于通过第三方办会就能有效遏制讲课费乱象，将“仅允许通过第三方办会”视为合规办会的唯一出口，并为此堆砌管理成本，恐有“舍本逐末”之嫌。我们曾接受委托就讲课费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具报告，我们理解参考境外“阳光法案”的做法也会有较大助益。

追本溯源，认定“假借学术会议输送不正当利益”这一违法行为的底层逻辑在于会议本身是否合规，即会议是否具备足够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实质要件，而非办会形式这一形式要件。我们认为，如果会议具备“三性”，企业可以根据会议特点、自身情况和合规管控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并自行决定自办会或通过第三方办会。

自办会或第三方办会对会议合规判断没有实质性影响，关键在于通过明确“什么样的会议可以办、如何办”来遏制假借会议名义的带金销售与利益给付，同时保障合理、必要的会议可以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