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艘新加坡集装箱船行驶至红海海域时，遭遇了大规模水母群。

这些水母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船舶的冷却水管入口处，很快就将冷却系统堵塞。冷却系统一旦瘫痪，船舶的发动机就无法正常工作，只能在海上“抛锚”等待救援。

最终，这艘货轮在海上停滞了整整3天，不仅产生了高额的救援费用，还因为延误交货，向货主支付了巨额违约金，总损失超过千万美元。

这起“水母堵船”案，引发的争议比“海豚扰航”案更激烈。

船东主张：水母群的大规模爆发属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

货主则认为：红海海域每年夏季都会有水母出现，虽然大规模爆发不常见，但并非不可预见，船东没有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比如在冷却水管入口安装防护网），存在明显过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最终，国际海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水母群的大规模爆发，虽然属于“罕见现象”，但并非“不可预见”——因为该海域有水母活动的历史记录，船东作为专业航运公司，应当预见到这种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因此，船东存在过失，不能以不可抗力免责，应当承担70%的损失，货主自担30%。

2019年，一架从大连飞往韩国首尔的货机（货运飞机，负责运输海上急需的精密仪器），在途经渤海湾海域时，遭遇一群海鸟撞击。

其中一只海鸟直接撞在了飞机的驾驶舱玻璃上，导致玻璃出现裂纹，飞行员被迫紧急返航。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飞机延误导致精密仪器无法按时送达，货主因此遭受了巨额损失，随后将航空公司和负责航线安全的部门告上法庭。

这起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海鸟撞击属于“空中风险”，但航线途经的渤海湾海域，是海鸟的栖息地，这种风险是否可预见？航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渤海湾海域海鸟活动频繁，是公开可知的事实，航空公司在规划航线时，应当预见到海鸟撞击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比如调整飞行高度、避开海鸟密集区域）。因此，航空公司存在过失，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而负责航线安全的部门，没有及时发布海鸟密集的预警信息，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靠“风浪”堆出来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