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受父辈影响选择了法学专业，却阴差阳错随着提前批录取，从上海飞往北京，一头扎进了北六环边的城乡结合部，进了一所以外交外事见长的“双非”院校学习法律，沐浴在法学与外语的双重洗礼下，接受了一些国际化的熏陶，但浅尝辄止。在英国进修了一年研究生课程后，我又懵懵懂懂乘上了破产业务的高速班列。彼时随着世界银行将破产指标写入对各国的营商环境评价，上海破产法庭在张江高科挂牌成立，“沉睡”的破产法条文再次被激活，沪上的破产管理人工作方兴未艾，一方全新的画卷又在我面前展开。

管理人在破产案件中的办理过程，与传统的律师诉讼或非诉业务不同，调查的工作内容占比较高。不管是走访破产企业的经营地址，完成对破产企业的接管，还是前往协查部门调取相关材料等，都涉及到前往各地履行职务。而每一个破产企业又都设立在本市的各个区，可能涉及到需要前往调查的目的地散布在各处。借着这个机会，我用步履丈量着这座城市的广阔。

学生时代的我不是一个“善问”的人，我更愿意与自己对话，自主思考，我可以躲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乐此不疲。但随着工作之后接触的人、事、物变多，我的内心升起疑问，我开始思索企业破产的意义为何。从工作角度，破产意味着我需要完成一桩桩富有挑战的事务，攻克一个个疑难的破产问题；从企业角度，破产意味着对资不抵债的困境的最终审判，或是迎接涅槃重生的契机；从社会角度，破产意味着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是提升全社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