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公司或有限合伙成立后的解除权

在作为私募股权基金载体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之后，投资者一般仅可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解散的规定，或《合伙企业法》关于退伙、解散的规定，要求退出基金；特别的，对于通过签署增资协议或入伙协议进入的新投资人，则应在确定成为股东或合伙人之后受到前述组织法上的退出限制。

有限合伙企业或公司正式设立后，即具独立主体资格，其合伙人或股东的退出应受到相应商事组织法的限制。否则可能导致《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解散的规定及《合伙企业法》关于退伙、解散的规定被不当规避，损害企业本身及外部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举例而言，如公司型私募基金对应的公司设立后，允许某一投资人股东直接以基金管理人根本违约为由，解除基金合同退出公司，其不仅会不当规避《公司法》关于减资绝对多数决的要求，也会导致《公司法》关于减资程序的强制性规定难以落实。

就私募股权基金更为常见的载体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来说，《合伙企业法》关于退伙、解散的规定，其实已经全面覆盖了《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事实上不存在援引《民法典》的必要性，此也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具体而言，《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合伙人可以退伙的情形规定，以及第八十五条关于合伙企业应当解散的情形规定，完全可以覆盖《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的规定^[6]。此外，《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关于不定期合伙的退伙规定，第四十八条关于合伙人当然退伙的规定，则进一步细化了《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九百七十七条关于不定期民事合伙合同解除、合伙终止的规定，对于商事合伙企业应当作为特别法优先使用。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规范目的实现的要求及规范体系关联，笔者认为，在作为私募股权基金载体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之后，投资者可能难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解除基金合同，仅可根据《公司法》或《合伙企业法》关于减资、退伙或解散的相关规定退出基金。

相关规定

《合伙企业法》

第四十五条 •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 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四十八条 • 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二）个人丧失偿债能力；

（三）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五）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

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第八十五条 •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二）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四）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五）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民法典》

第九百七十六条 • 合伙人对合伙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合伙。

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继续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合伙合同继续有效，但是合伙期限为不定期。

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九百七十七条　合伙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终止的，合伙合同终止；但是，合伙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合伙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④新加入投资者的解除权

在作为私募股权基金载体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之后，往往存在新的投资人通过签署增资协议或入伙协议的方式进行投资。此时，就解除退出而言，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新投资人能否通过解除增资协议或入伙协议实现基金投资退出？

对此，笔者认为，此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新的投资者确定成为股东或合伙人的时间点应如何判断。换言之，增资协议或入伙协议签署，并不意味着身份终局确定，仅当新的投资者确定成为股东或合伙人时，其投入的资产才具有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资产意义，此时，解除与撤资方需完成法定减资／退伙程序，反之，新的投资者则仍有通过解除合同而退出的可能。

对于股东／合伙人身份确认时点，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下文拟归纳主流观点，并提出倾向性结论，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根据现有司法实践观点，无论是股东还是合伙人的身份取得，均不以工商登记为必要前提。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孙立春、王庆国合同纠纷案^[7]中即指出，工商登记的股东或者股东名册仅是一种证权文件，不具有创设权力的效果，不影响本案中上诉人具有在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资格。此外，就合伙企业而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王涛与云南昆耀投资有限公司等合伙协议纠纷案^[8]中，法院亦明确指出：“按照入伙协议约定，王涛于2015年11月17日前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故王涛于该日取得盈达四海中心有限合伙人的资格，享有有限合伙人的相关权益。盈达四海中心虽未办理王涛入伙的相关工商登记，但并不影响王涛合伙人资格的取得。”

其次，股东／合伙人身份的成立也不必然以实际缴纳出资为前提。如公司法采认缴资本制，股东可以在公司设立时通过认缴方式先行确定出资本。同样，《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也规定，合伙企业设立时，合伙人可以先行认缴出资。当然，此点在私募基金退出争议中往往不存在，因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往往是在缴纳出资后才存在退出问题。

最后，我们倾向于认为，无论是公司型私募基金还是合伙型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投资人增资入股／入伙的身份确认时点，都应优先根据相应的增资协议／入伙协议约定的时点和条件进行确定；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则可能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予以判断，如股东会／合伙人会议是否已就新的投资者入股／入伙依法依约作出相应的决议；新的投资人是否已经实际行使股东／合伙人的权利；股东／合伙人的入股／入伙是否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合伙人是否完成增资款、合伙份额资产缴纳等。需特别提出的是，虽然股东／合伙人身份的确认不以工商变更登记和实缴为前提，但一旦此两行为完成，则一般即可认定新的投资人具备股东或合伙人身份，须受到公司及合伙组织法规则的限制，再行直接通过合同解除实现退出将面临挑战。

2）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解除的可行性

针对契约型私募基金而言，其本身单纯以合同权利义务约束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不涉及公司及合伙组织问题，因此实践中普遍认为，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人可通过解除基金合同方式退出。

但在契约型私募基金中，仍有另一问题值得展开讨论，即契约型私募基金往往存在多期多个投资人，那么单期基金投资人是否可解除该期基金合同呢？

对此，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如单独赋予单期基金投资人解除权，可能导致该基金投资人先行获益，不当损害其他投资人利益，故不应允许单期基金投资人解除基金合同。

但是，笔者认为，此时应区分具体情形，如果该单期基金只有一个投资人，在基金运作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该单期单个基金投资人解除基金合同不会影响其他投资人利益，应允许解除，该条件应至少包括各期基金财产独立投资、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各期基金投资可区分地对应底层资产。而如果该单期基金本身即有多个投资人，则单期基金内部资金一般会发生混同，共同用于某个投资目的，此时，为公平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单个投资人可能难以被允许单独通过解除退出基金。

上文区分私募基金的类型及阶段讨论了私募基金合同解除的可行性，而在解除退出基金具备可行性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私募基金合同在哪些情形下可以解除。

一般而言，合同解除可分为约定／协商解除与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其中，约定／协商解除即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9]规定，如当事人事前约定协商事由发生或事后就解除事宜达成一致，则可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完成基金合同解除；法定解除，即在法律规定的解除情形（如《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10]）成就，此时投资者据此解除基金合同的情形。

就前者而言，由于私募基金实操中，管理人为维持基金管理的稳定性和避免争议，往往仅会在基金合同中根据《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要求，就基金投资人回访确认的解除权作出约定。而发生争议后，基金投资往往已经面临重大亏损，或管理人甚至已经处于失联状态，故投资人更不可以通过与管理人协商方式解除基金合同退出。

因此，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为基金投资人依据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基金合同。基于此现实情况，本书接下来将以私募股权基金运作中“募、投、管、退”四阶段划分，围绕基金合同法定解除问题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