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违规操作，其中以“包装贷”为代表的不法金融中介乱象日益凸显，逐步形成金融领域的“黑灰产”。所谓“包装贷”，并非指某种正规贷款产品，而是泛指一类通过系统化伪造申请材料（如身份、职业、收入、资产证明等），将不具备真实还款能力或贷款资质的借款人，“包装”成符合银行授信标准的客户，进而骗取贷款的违法犯罪行为模式。此类骗局常以“快速致富”、“债务无需偿还”等话术为诱饵，通过所谓“职业背债”等手段误导信用白户（无贷款记录、急需资金人群）使其因轻信虚假宣传而参与违法活动陷入债务困境和失信危机。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面临资产风险与风控挑战，整体金融秩序受到侵蚀。

2025年12月25日，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合部署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举措成效情况，会议通报自2025年6月以来，公安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行动，专项行动覆盖17个重点省市，组织集群打击近60次，立案查处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发布会明确指出，金融黑灰产已呈现“产业化、职业化、隐蔽化”特征，未来将持续推进“常态化、制度化、刑事化”打击，标志着金融强监管与刑事严打击并行的时代正式到来。在各类金融黑灰产形态中，“包装贷”以其伪装性强、链条化运作、危害范围广的特点尤为突出，通过虚构交易背景、美化资质材料、规避监管要求等方式，既扰乱了金融信贷秩序，加剧了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也让不少借款人陷入债务陷阱，同时催生了虚假材料制作、中介串通舞弊等衍生违法犯罪。在此背景下，厘清“包装贷”涉及的各方法律责任，构建银行全流程风控闭环，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遏制黑灰产蔓延的关键命题。本文立足这一现实需求，从“包装贷”的法律责任图谱切入，深入解析相关主体的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及信用风险，进而探索银行风控体系的管理路径，为金融行业合规发展与监管实践提供参考。

据公开信息显示，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侦破一起被定性为全省涉案金额最大、人数最多的有组织贷款诈骗案，揭穿了以虚假补缴公积金手段骗取银行信贷的犯罪链条。该案中，三个犯罪团伙通过黑客技术非法侵入多地住房公积金系统，控制130余家企业账户，为6000余名所谓“纯白户”（主要为偏远地区农民等缺乏征信记录人员）垫资补缴公积金共计1.2亿元，进而伪造其资信状况，向多家银行申请信用贷款，诈骗总额逾10亿元。上述案例是当前金融市场中“包装贷”骗局的典型缩影。

在二手房按揭领域，“包装贷”呈现出高度组织化、模式化的特征，危害甚巨。 其典型手法为：职业收房中介为牟利，先低价收购二手房，再通过抬高评估价实现“高评高贷”；同时，为不具备贷款资质的借款人虚构职业、伪造流水，将其“包装”成合格借款人，以此套取银行抵押贷款。贷款发放后，中介与关联方会对超出房屋实际价值的贷款部分进行分赃，而被包装的借款人则成为“背贷人”。部分案例中，亦有银行内部人员参与作案，故意向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发放贷款。在金融监管持续强化与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包装贷”的犯罪手法已从传统的二手房按揭领域，向其他信贷产品快速蔓延与变异，形成了多条模式化的黑色产业链。2023年至2025年，王某团伙搭建“二级中介网络”（一级中介负责招募“背债人”，二级中介对接银行与评估机构），针对二手房抵押贷款，通过“高评房价+伪造房产证明”作案：虚构二手房交易，串通评估机构将房产价值高估30%-50%，伪造购房合同、首付款流水，让“背债人”以“购房”名义申请贷款。上述团伙累计骗取12家银行贷款1.2亿余元，资金通过多层个人账户取现、转入地下钱庄洗白。2025年11月山东省公安机关开展集群打击，抓获王某等15名核心成员，冻结涉案资金800余万元，目前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上述案件的犯罪方式主要表现为：在企业经营贷领域，犯罪手法为“空壳套贷”与“垫资骗贷”。前者通过操控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伪造贸易背景与资金流水，骗取银行授信；后者则以短期垫资购房为幌子，迅速将房产抵押并虚构经营用途，套取低息经营贷资金，实现套利与资金回流。在个人消费贷与信用贷领域，犯罪团伙则瞄准信用记录空白或薄弱的“白户”群体，通过伪造工作证明、非法补缴公积金、甚至炮制虚假消费场景等方式进行集中包装，随后在多家金融机构密集申请贷款，并在放款后立即通过套现、分流等手段完成资金窃取。尽管目标贷款产品与具体操作手法各异，但其核心均在于系统性伪造申请材料、虚构贷款用途或借款人资质，并依赖于非法中介、背贷人及可能存在的内部人员的多方合谋。下文将深入剖析在这一模式下，各参与方所面临的法律责任，以及银行机构由此承受的复合风险与应对之道。

（一）背贷人：民事偿还责任、刑事共犯风险、信用惩戒

在“包装贷”模式中，背贷人常被塑造为只需提供身份即可获利的角色。然而，从法律视角审视，其地位远非如此轻松，而是暴露于民事、刑事及信用的多重法律责任之下，风险高度集中。

第一，在民事层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包装贷”骗局中的背贷人作为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须依法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背贷人是向金融机构履行还款义务的直接责任主体，该责任不以其是否实际获得或支配贷款为转移。具体而言，金融机构有权依据合同要求背贷人清偿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民法典》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六条）。同时金融机构有权要求处置抵押物，若贷款以房产设立抵押并依法办理登记，金融机构有权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抵押房产可能被司法拍卖、变卖以清偿债务。抵押财产处置后不足清偿的部分，背债人仍须以个人其他财产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三条），金融机构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名下其他财产。

第二，在刑事层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包装贷”骗局的组织者、中介及积极参与的背贷人，其行为整体上已涉嫌构成诈骗类犯罪。背贷人并非单纯受骗者，其主动提供身份资料、配合伪造材料、参与面签等行为，在刑法评价中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组成部分，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其刑事风险主要围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区分：若能证明其参与时就无还款意愿，意在非法占有贷款，则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若该目的难以证明，但使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并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则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此外，整个骗局依托于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亦可能触及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制。在司法实践中，此类行为通常被认定为共同犯罪，背贷人作为实行者，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一旦被定罪，背贷人将留下伴随终身的刑事犯罪记录。这不仅是个人的重大污点，还可能对直系亲属的未来发展产生潜在影响。例如，在其子女报考公务员、参军、就读军校、警校等需进行严格政治审查的岗位或院校时，父母的犯罪记录可能成为导致其子女无法通过政审的实质性障碍。

第三，在信用层面，背贷人将遭受长期且广泛的负面评价。无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其贷款违约事实均会导致严重不良信用记录被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致使未来数年内难以获得任何正规融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若被执行人经判决后仍不履行债务，将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进而受到限制高消费、限制出行等多维度信用惩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可对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信息等措施。这些措施将对其社会声誉、经济生活和个人自由产生深远影响。

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试图通过亲友、家属代为购买机票或支付高消费费用以规避限制。此类行为一旦查实，不仅消费行为本身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前述规定，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证属实可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提供帮助的案外人（如亲友），如果明知被执行人负有执行义务且正试图规避，仍与其通谋，协助实施此类规避执行行为的，则可能被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二）非法中介：刑事主犯责任、行政取缔与处罚

在“包装贷”的违法生态中，非法贷款中介或职业收房人并非简单的掮客，而是整个骗贷链条的核心组织者与主要获利方。其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骗局的源头，将面临最为严厉的刑事打击与行政制裁。

非法中介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通常主导并全程策划骗局，其作用远超过单纯的辅助或介绍。他们负责物色房产、伪造全套申请文件、勾结评估人员、招募和联系“背贷人”并协调各方，是欺诈得以实施的关键驱动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因其发起犯意、组织实施并分配利益，通常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的主犯。相较于背贷人，他们将面临更重的量刑考量，此外，若其行为还涉及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或身份证件等，可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被数罪并罚。

行政责任方面，非法中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取缔与资格剥夺。 除了刑事责任，非法中介的违法经营活动，必然招致行政监管机构的全面介入与系统性制裁。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规定，其设立的非法经营网点将被依法彻底取缔，同时面临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款的经济惩戒。对于其中的个人责任人员，监管机构可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情节严重者，将面临市场禁入的严厉措施，乃至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金融服务或担任相关职务，从而在行政层面被彻底清退出市场。

非法中介是“包装贷”骗局的核心组织者与主要获利方。其业务本质是系统性的金融欺诈，因此也将作为主犯承担最严厉的刑事责任，并被彻底清退出市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严格审查并阻断与这类中介的任何合作关系，是风险防控的基础前提。

（三）内部勾结人员：特殊情形下的严重责任

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参与“包装贷”骗局时，案件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这类情形不仅意味着外部欺诈的成功实施，更暴露了机构内部管理的重大缺陷，相关员工也将面临性质严重且复合的法律与职业后果。

从刑事责任来看，涉事员工的行为可能同时触及数个罪名。其核心在于违背职业规定，故意向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贷款，这直接构成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更重要的是，如果证据表明其与外部中介或借款人存在事先通谋，在明知材料虚假的情况下仍推动贷款审批发放，那么其角色就从失职者转变为诈骗活动的共犯，很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人。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内外勾结”的情节通常会被从严认定。

除刑事责任外，涉事员工还将面临彻底的职业终结与内部追责。其行为严重违反了银行与金融行业最基本的诚信义务和内部管理规定，金融机构必将依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制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追究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同时，还将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送违法线索，申请对其采取取消任职资格、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等监管惩戒，依法依规追究其全部责任。

（一）不良资产风险

在 “包装贷” 案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是被借款人、中介机构等多方恶意串通欺诈的受害方，其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对方虚构交易背景、伪造资质材料、隐瞒真实借款用途等欺诈手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的明确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受欺诈方，依法享有撤销借款合同的权利，一旦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金融机构可主张返还已发放贷款，但后续追偿难度会显著增加。

基于自身债权保障的核心需求，金融机构通常会选择不行使该撤销权，明确保留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 —— 此举既是对金融交易稳定性的维护，更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债权、降低损失的关键策略。在此前提下，根据担保合同的从属性原则，只要主合同（借款合同）继续有效，且抵押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权已依法完成登记手续，作为从合同的抵押担保合同效力通常不受主合同欺诈因素的影响，银行对抵押房产所享有的抵押权即合法、有效且具有排他性。当借款人出现违约情形（如逾期还款、无力清偿债务等）时，银行有权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及抵押合同约定，通过司法程序对抵押房产采取折价、拍卖、变卖等处置措施，以处置所得价款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等）范围内优先受偿，这一优先受偿权能够有效对冲借款人违约带来的风险，最大限度降低银行的信贷资产损失，是银行在 “包装贷” 欺诈案件中保障自身权益的核心防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若案涉贷款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等担保措施，或担保存在瑕疵（如虚假抵押、担保物无效等），银行的债权保障将彻底落空，面临的损失将极为惨重。在司法实践中，参与“包装贷”的借款人往往本身缺乏真实还款能力，其借款目的多为套取资金后转移、挥霍，或用于其他违规违法活动，大多无足额可执行财产；加之部分借款人在骗贷成功后会刻意转移资产、隐匿行踪，银行通过司法强制执行程序追偿债权时，往往会面临“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最终可能导致贷款本金无法收回，更无法追偿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因此，抵押担保等债权保障措施，在“包装贷” 案件中对银行规避损失、实现债权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也是银行防范此类欺诈风险的重要前提。无抵押或担保的“包装贷”，因无优先受偿保障，几乎都会快速沦为损失类不良资产，且最终损失挽回概率极低，是银行信贷资产的重大风险敞口。

（二）衍生监管风险：内控失效引发的评级下调压力

“包装贷”骗贷案件的发生，对银行的影响远不止于单笔资产的损失。它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事件信号，将直接触发监管机构对银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有效性的重新评估，可能引致监管评级下调，对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构成深远影响。

一起的“包装贷”，尤其是涉及内部人员参与的案件，本质上暴露了银行在贷前调查、授信审批、员工行为管理等多个关键环节存在严重漏洞。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此类事件将直接冲击其中两项核心评级要素：一是资产质量，骗贷形成的不良贷款将直接推高相关指标，对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双重压力；二是公司治理与管理质量，案件暴露出内部控制体系的重大缺陷，显示银行在识别、监测和管理关键风险方面能力不足。依据评级办法，当银行发生“重大涉刑业内案件”或出现“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等重大负面因素时，监管评级结果将被限制在3级及以下。评级下调并非简单的分数变化，它将带来一系列实质性后果：监管机构可能采取更严格的审慎监管措施，如限制市场准入、批准新业务，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或拨备水平，并可能伴随现场检查频率的增加和监管成本的上升。这将对银行的战略发展、盈利能力与市场声誉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但监管政策为银行主动作为、自我纠错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空间。根据《金融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办法》，如果案件是银行通过内部风险排查、审计检查、纪检监察等途径主动发现、主动报案并报告的，可被认定为 “自查发现案件”。对此类案件，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评级、市场准入等差异化监管时，会综合参考案件自查发现的情节；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依法对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银行内部也可对发现案件的责任人员适当减轻问责。这意味着，一个健全、有效并能主动揭示风险的内控机制，不仅能及时止损，更能成为银行在风险事件后缓解监管评级压力、争取监管处理主动权的关键依据。

“包装贷” 通过虚构资质，甚至串通舞弊等方式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资产损失，其追偿工作面临刑民交叉、责任主体多元、资产易转移隐匿等多重困境。银行等金融机构追偿策略的制定，核心在于兼顾追偿效率与效果，既要依托刑事追赃的司法强制力，快速控制涉案资产、实现优先退赔；也要通过民事诉讼攻坚，追究借款人、非法中介、评估机构等多方民事责任；同时对参与串通的内部工作人员构建立体追责体系，在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的同时，强化内部合规警示、筑牢内控防线。下文将围绕两大核心追偿路径，明确实施要点与协同逻辑。

（一）核心追偿路径一：刑事追赃挽损

在“包装贷”骗局暴露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及时启动刑事报案程序，推动案件进入刑事侦查轨道。这不仅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关键，更是利用司法强制手段快速控制资产、挽回损失的高效途径。

与民事诉讼相比，刑事路径在案件初期的优势体现在司法强制力。公安机关一旦立案，即可依法迅速采取侦查措施，对涉案的非法中介、背贷人等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相关嫌疑人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及其他涉案财物实施查封、扣押、冻结。这种基于侦查权的强制措施，能够有效克服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需经申请、担保、审查等程序所带来的时间滞后，防止资产在诉讼期间被转移隐匿。 相比于民事诉讼必须遵循的立案、送达、庭审、执行等程序，刑事查封在速度上通常更具优势，能够有效防止嫌疑人转移、隐匿资产，为后续追赃奠定基础。

作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单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权在刑事执行程序中依法享有优先顺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被执行人财产在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时，退赔被害人的损失顺位仅次于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优先于其他普通民事债务及罚金、没收财产。这意味着，通过刑事追赃程序，银行等金融机构被诈骗的贷款资金在追回后，可依法获得优先退赔。因此，主动、及时地启动刑事程序，是银行在面对此类刑民交叉案件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首要且关键的步骤。

（二）核心追偿路径二：民事诉讼攻坚

在刑事程序之外，银行应并行或后续启动民事诉讼，通过司法裁判确认债权、固定责任，并最终实现民事执行。针对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背贷人”，银行应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诉讼的核心请求取决于合同效力状态：若合同有效，则主张其承担还本付息的违约责任；若合同被认定无效，则请求其返还贷款本金并赔偿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通常可参照贷款利息标准计算）。为确保债权得以实现，提起诉讼的同时必须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对抵押房产及背贷人名下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予以查封、冻结，这是防止资产转移、保障未来执行的关键步骤。

对于主导骗局的“非法中介”与出具不实报告的“评估机构”，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将其与“背贷人”列为共同被告。对协助伪造材料、虚构资质的违规中介，若构成共同欺诈，可依据《民法典》共同侵权条款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存在服务合同违约情形的可并行主张违约责任；对出具虚高评估报告、未勤勉尽责的评估机构，可依据《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一条及侵权责任相关规定，要求其在过错损失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存在恶意串通情形的一并追究连带赔偿责任。实操中可将多方责任主体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同步固定虚假资料、违规评估、资金异常流转等全链条证据，如同步刑事程序并不必然中断民事追偿程序，而是中断诉讼时效，民事程序是否中止，取决于其是否必须以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

针对参与 “包装贷” 串通的内部工作人员，银行在配合司法机关追究其违法发放贷款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责任的同时，应依据《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与《劳动合同法》、《保密协议》、《员工手册》等内部制度，启动内部追偿程序，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诉讼要求其对银行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步可采取解除劳动合同、追缴非法所得、扣发绩效等内部惩戒措施，并向金融监管部门报送违法线索，申请对其采取罚款、取消任职资格乃至行业禁入等监管惩戒，构建刑事追责、民事追偿、行政惩戒、内部处分相衔接的立体追责体系，此举既是挽回经济损失的务实举措，也能强化内部合规警示，进一步筑牢内控管理防线。

“包装贷”案件所揭示的，远非单笔贷款的损失，而是金融机构在面对高度组织化、隐蔽性强的金融欺诈时，传统风控体系可能存在的系统性脆弱。银行欲构筑有效的防御壁垒，不能仅满足于在贷前、贷中、贷后环节增设审查节点，而应致力于推动风险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型，从依赖单点、滞后的材料校验，转向构建一个覆盖全员、贯穿全程、主动预警的智能动态防御生态。

（一）强化内部治理与行为管控

不断健全优化合规与风险指标，将其深度嵌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推行关键岗位轮岗与穿透式审计。探索引入数字员工行为监测（DEBA）系统，通过算法分析关键岗位操作日志、通讯模式，自动识别内外勾结、异常操作等风险苗头，同步建立系统预警核查流程，确保预警线索闭环处置。持续开展合规、反欺诈等内部培训，明确员工与中介交往的禁止性清单，从内部杜绝道德风险与流程漏洞。

（二）深化技术应用，构筑智能防线

深化技术应用，构筑智能防线，利用人工智能嵌入信贷流程，建立多维度数据核验模型，运用 AI 交叉验证申请材料真实性，自动识别伪造、篡改、雷同痕迹。对 “白户”、批量申请、跨区域集中放款、资金分散提现、集中回流、关联交易等高风险模式，设置动态阈值进行实时预警。同时，技术应用需严格遵循隐私保护相关法规，采用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风险信息共享与联合建模。

（三）实施合作机构闭环管理

严格实施 “准入 - 监测 - 退出” 机制。准入阶段全面审查第三方机构资质与历史合规记录，坚决杜绝核心风控环节外包，确保面签、审批、合同签署、贷后检查等核心流程由银行自主完成，严禁第三方 “打包代办”。同时发挥行业协同优势，在合规前提下，与同业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共建非法中介黑名单共享机制，对职业代理人等中介活动特征进行群体画像，精准筛查异常中介关联申请。合作中通过数据穿透、定期审计，重点监控批量进件、材料雷同等异常情况，对违规机构及时启动清退与追责流程。

（四）深化跨机构协同与司法联防联控

强化与司法机关、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与公安机关涉嫌犯罪线索的快速响应、高效移送通道，对排查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线索，严格落实24小时内上报、移送要求，健全“识别-预警-核查-移送-打击”全链条闭环机制。凝聚联防联控合力，强化司法震慑，严厉遏制“包装贷”等金融黑灰产违法犯罪行为。

BOSS & YOUNG

律师介绍

符小瑜

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上海

   fuxiaoyu@boss-young.com

在加入律所前，符小瑜律师深耕医疗、银行金融行业近二十年，历任招商银行风控部门、某医药企业法律与合规副总裁、某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法务与合规部执行总监等职务，负责从0-1搭建多家医药企业法务与合规体系，熟悉医药企业研发、临床、生产、商业化和BD交易等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法律与合规事务。符律师曾负责所在生物医药企业香港IPO项目、某互联网公司A股IPO项目及多项投融资项目的法律事务，并代表国内医药企业与多家跨国药企总部完成多项药品的BD跨境交易与MAH转移、过渡期安排、CSO合作等法律工作。 

符律师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医疗行业、互联网、银行和金融行业法律服务，擅长临床合规、反腐败调查、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兼并购交易、建筑工程、争议解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