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文结构与立法渊源：“拿来主义”但小有困惑

中国《海商法（2025）》第53条规定：

“因运输活动物固有的特殊风险造成活动物灭失、损害或者迟延交付的，承运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应当证明其已经履行托运人关于运输活动物的特别要求，并证明根据实际情况，灭失、损害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运输活动物固有的特殊风险造成的。”

该条文几乎原文照搬《汉堡规则》第5条第5款，但到了中国司法实践中，就遇到了三个“灵魂拷问”，至今没完全统一答案：

“固有的特殊风险”的界定：是否包括疾病、惊恐、踩踏、跳海、互斗等所有生物行为？

“特别要求”的范围：托运人指示是否必须书面？口头指示的效力如何？托运人嘴上说“多给牛喂点水”，算不算数？还是必须写在纸上、签上字才算数？

举证责任的具体化：承运人需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完成“归因”举证？承运人只说“我喂水了”就行，还是得拿出证据（比如监控、记录），证明“喂水了，而且活畜死亡确实是自己生病，不是我没喂好”？

（二）2025年《海商法》修订的动向：给“多层运输”加个“提醒”

2025年修订的《海商法》在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保留了活畜运输的特殊规则，但增加了实际承运人责任的规定。

第61条允许合同约定特定部分运输由实际承运人履行，且可约定承运人在该期间免责，但“此种约定应当在提单中载明；未载明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修订对活畜运输具有重要影响：在多层转委托的运输链条中（如船舶-拖车-船舶的联运），货主需仔细审查提单记载，以确定责任主体。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活畜运输要“转好几手”（比如船运-拖车-再船运），货主一定要仔细看提单，看看上面有没有写“哪段运输免责”、“谁负责”，不然遇到问题，可能都找不到该找谁索赔，这相当于给货主提个醒：“看清条款，别被坑”。

（一）生理风险：疾病与死亡：水土不服+交叉感染，太致命

活畜在海上运输中面临的首要风险是疾病传播和突发死亡。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货舱不通风、喝不上干净水，只要有一头活畜生病，很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引发疫病暴发。

欧盟《第1/2005号法规》附件I规定，运输前，必须由主管当局检查动物健康状况，“患病或呈现生理虚弱或病理过程的动物不得被视为适合运输”。

（二）行为风险：惊恐与踩踏：一慌就乱，一乱就踩，太坑了

船舶一摇晃、噪音一大、环境一陌生，活畜就容易“吓破胆”，开始乱撞、乱挤，最后酿成踩踏事故，伤亡惨重。

2018年澳大利亚“live sheep export”丑闻中，约2400只绵羊在从弗里曼特尔港前往卡塔尔的航程中因高温应激（吓着了+太热）死亡，引发对承运人照管义务的广泛质疑。

（三）环境风险：恶劣天气与通风：老天爷变脸+货舱闷得慌，太难受

海上天气说变就变，狂风巨浪不仅会晃船，还会导致货舱环境变差。

欧盟法规要求，运输超过3小时的海上航程，必须配备强制通风系统和备用电源，万一主电源坏了，也能保证通风；滚装船运输时，车辆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固定点以防止位移。

（四）管理风险：照料不当与过失：承运人偷懒，活畜遭殃

有时候，活畜受损，可能不是因为自身固有风险，而是由于承运人“没上心”。

荷兰Arnhem地方法院1996年审理的NieuwRotterdam案具有典型意义：38头牛从荷兰运往爱尔兰，到达时大部分死亡。法院认定，死亡原因是“缺乏通风和新鲜空气导致的窒息”，这并非运输活畜的固有风险，而是承运人重大过失所致，故不能援引免责条款。

从1863年“GreatEastern”把战马抛海求生，到2025年欧盟要求活畜运输船舶必须配兽医、动物行为学家（相当于给活畜配“专属医生”和“心理辅导员”）；从《海牙规则》把活畜排除出承运人责任范围，到《汉堡规则》给活畜“正名”开始过错推定，再到《鹿特丹规则》放开合同自由但守住“故意免责”的底线。活畜运输的法律规制，其实就是海商法的一场“自我进化”：从只看重“货物价值”向“生命伦理”的缓慢演进。

但不管怎么变，有一条规矩始终没变：

法律不会强迫承运人，去承担生命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毕竟，你没法控制一头牛会不会突然生病，也没法阻止一匹马会不会受惊跳海；

但法律会要求承运人，承担那些“能控制”的照管义务——比如通风、喂水、按要求照看。

说到底，活畜不是“冷冰冰的货物”，而是“会呼吸的生命”，海商法的智慧，就是在“货物价值”和“生命伦理”之间，找一个最合理的平衡点——既不让承运人背不该背的锅，也不让活畜白白遭殃。